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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库克惨败的冲击下,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都倒闭了,对这代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大动**。
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这位报道金融事务的记者后来回忆道:“对我父母和外部世界来说,1873年9月的金融崩溃像一块里程碑,令人难以忘怀;对半个世纪之后的人们来说,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1929年10月的恐慌。”
(15)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华尔街几乎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
三一教堂是最高的建筑,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街灯矗立,比许多房屋都要高。
六层的德雷克塞尔大楼从周围的建筑中高耸出来。
然而从杰伊·库克的惨败之后,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条罪恶之街,是它腐蚀了一个质朴的拓荒民族的道义和礼节。
美国大众在后来不止一次地像现在这样充满着义愤,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创伤,群起反对华尔街。
在《哈泼斯周刊》上有托马斯·纳斯特的一组漫画,画着三一教堂前堆满了被屠宰的动物,教堂皱着眉,教堂尖顶上用鲜艳的颜色写着“道义啊,我早就告诉你会这样的”
。
华尔街已经出现了盛宴之后萧瑟的情况。
和摩根银行后来在1929年的情况一样,在1873年这个恐慌之年,皮尔庞特顺手发了一笔财。
他赚了100多万美元,向朱尼厄斯自夸说:“我相信这个国家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了。”
(16)地图上杰伊·库克的名字被轻而易举地抹去了,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一夜之间奇迹般地脱颖而出,占据了美国政府融资的顶峰。
皮尔庞特·摩根再也不是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了,不久以后他成为这个体制的主宰。
然而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不能马上利用自己的声名大做文章,因为1873年大恐慌之后进入了一个持续通货紧缩和萧条的时期,很难遵循朱尼厄斯的训令:“时刻要记住一件事,时刻要执美国的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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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财团未来的经营之道是在1873年大恐慌的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形成的。
大恐慌是欧洲投资者的灾难,他们在美国铁路股票上损失了6亿美元。
所有的这些铁路破产刺激了皮尔庞特,他决定以后的交易要限制在精英公司上。
他成了那种厌恶风险,只求稳扎稳打的企业巨头。
“我得出的结论是,今后无论是我的公司还是我本人,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尚未完备的公司谈判证券业务;凭经验看,这类公司的地位从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证明它无可辩驳地具有足够的资格借贷。”
(18)还有一次他说:“我愿意接手的债券在推荐出去时不能让人心存一丝疑虑,到期时关于偿付利息不能让人有一点担忧。”
(19)这就是后来简约的摩根战略——只和实力最雄厚的公司打交道,避开投机公司。
根据绅士银行家的准则,银行家对自己出售的债券负责,如果事情出了差错,则有义务进行干预,而现在铁路债券出了问题。
早在1873年大恐慌之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对付铁路流氓行为,令人不可置信的是,这一手段还是杰伊·古尔德想出来的。
1871年投资者抵制发行伊利铁路债券时,他建议让外界的煤炭、铁路、银行界参与进来,作为股权受托人管理铁路,他们可以控制伊利铁路的多数股。
为了安抚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保守派,他建议让朱尼厄斯·摩根作为一位受托人。
这时这一计划流产了,但后来又重新提出来。
19世纪70年代中期,朱尼厄斯警告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总裁说,铁路公司之间的价格大战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
(20)第二年,当伊利铁路破产之后,愤怒的债券持有者们用“股权信托”
来运营铁路,以制约铁路公司。
这是个关键时刻——债权人报复债务人,银行家报复铁路运营者。
后来,在皮尔庞特手中,这个简单的“股权信托”
把摩根变成了美国最有势力的人。
美国国家铁路系统也多半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
通过这样的托管方式,他使金融家们从客户的仆人转为客户的主人。
皮尔庞特·摩根的经历是从一个年轻的道学家变成了一个专制君主,他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他意志坚强,固执己见,坚信自己一切突如其来的念头——这一特点后来使他显得像是一种自然力量,是“时代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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