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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撞在民族主义与政治的顽石上而被击得粉碎。
然而，金融并非是由身着白大褂的银行科学家操纵的无菌实验室，当然也不能交给那些神秘的、自命不凡的教士来经营。
在赌场时代，中央银行和私人银行不再起主权国家的作用，而是与国内和多边政府各机构相联系。
在整个战争期间，拉塞尔·莱芬韦尔一直给蒙塔古·诺曼邮寄食品。
诺曼像一个喋喋不休、迫切想得到保证的人，他问莱芬韦尔，他对金本位，以及他想恢复过去的英帝国英镑的打算是否错了。
诺曼认为：“任何其他的行动都将会动摇欧洲的信心，并会产生一种不安的感觉。
这种行动似乎应避免。”
（11）莱芬韦尔也认为，只有黄金才能对管制的通货、预算赤字和臃肿的福利国家的现代通病形成主要的制约力量。
他也承认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你和本、我的合伙人以及我本人，在上次战争后，我们曾怎样一起努力，重建这个世界——看看现在这该死的局面吧！”
（12）蒙蒂也同样沮丧：“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感到，我们付出了思想、劳动和良好的意愿，但我们一无所获……我想假如我们当初能够把钱收集起来并倒进下水道里，我们的功德和这有什么两样呢？”
（13）
蒙塔古·诺曼总是逃不过跟他算总账的一天，就如本·斯特朗当初的遭遇一样。
工党从未原谅过他对20年代首届工党政府态度强硬，以及1925年为了金本位而实行的紧缩。
当政府1931年放弃金本位时，人们更加怀疑金融“规则”
是威胁不驯服的左翼政府的诡计。
1931年工党资深党员比阿特丽斯·韦布尖刻地嘲弄“没人告诉我们能够做这件事”
的声音仍旧在回响。
诺曼在英格兰银行24年独断专行的统治，使政府对英国金融界新的控制姗姗来迟。
1943年到1944年间，诺曼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被诊断患了肺炎，后又得了脑膜炎。
他70多岁时，体弱多病，不得不接受医生让他辞职的劝告。
几年来，汤姆·卡托曾被提名接班，他战时在财政部的认真工作给诺曼留下好印象。
虽然卡托在清一色托利党徒的摩根建富公司里是唯一的自由派，但是工党害怕他会在英格兰银行使金融城的法则永久实施。
早在1940年，战时经济部长休·多尔顿警告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有很多人将会反对卡托作为接班人。
他来自金融城最反动的公司，即摩根建富公司，我敢说，公司的这批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托利党党徒。”
（14）
卡托于1944年被任命为行长以后，到诺曼的乡间别墅做了一次渴望已久的朝圣，以求得这位长者对他的祝福。
诺曼说：“我亲爱的卡托，我的第一选择是，我能够再次当选英格兰银行行长，可医生们说‘不行’。
你是我的第二选择。
愿上帝保佑你。”
（15）受到这一举动的感动，卡托泪流满面，他与诺曼的妻子在花园里踱步半天才平静下来。
人们认为对卡托的这一任命强调了在战后需要与美国密切合作。
丘吉尔政府在1945年举行的选举中意外地失败后，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把对这家银行的国有化放在议会的首要日程上。
虽然英格兰银行长期以来就一直从事国债、货币发行和外汇业务，可它是由17000位股东组成的私人银行。
中央银行家一直在幕后操作，现在将被推到光天化日之下。
对于工党党员来说，早就应该对诺曼实施报复了。
伦敦金融城的强硬派认为，卡托出于自尊该辞职，而不应去监管一家由政府控制的银行。
蒙塔古·诺曼从未打消过这样的感觉，即卡托应有足够的智慧来打掉国有化。
实际上，卡托证明了自己是过渡阶段完美的角色，他为这家银行争取到的结局很可能比诺曼本人所能得到的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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