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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的话，杜鲁门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那时已经没有公众嚷嚷着要干掉银行家了，他们现在好像是披着巨人外衣的侏儒。
这次诉讼正好发生在收入微薄之际，货币托拉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值得大惊小怪。
新政把真正的金融巨头——老摩根财团、国民城市银行和大通银行驱赶出证券行业。
在这17家俱乐部中，居然有10家公司总共还不到500万美元的资本。
如果把摩根士丹利和排名在其后的7家投资银行的资本加在一起，也只是1929年大通和国民城市银行证券附属公司的三分之一。
做投资银行业务的都是年岁在50岁或60岁以上的头发花白的温文老人，而年轻人依然躲避那个死气沉沉的华尔街，它还没有真正从1929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
此案被交给哈罗德·梅迪纳法官审理，他就像在夜总会里站着演独角戏的喜剧演员，一人包办了这场官司。
他戴一副眼镜，打着蝴蝶结领结，胡子修得整整齐齐，深深地皱着眉头，抽着雪茄烟，坐在那里主持这无休无止的审判，就像疲惫不堪的格劳乔·马克斯[38]，扼杀了公诉的自信心。
梅迪纳是在1947年被杜鲁门任命为法官的，他牺牲了当开业律师大赚一笔的机会。
用他自己擅长的话来说——那些旷日持久、难以对付的复杂案子是真正的“臭案子”
。
他主持了对被指控为阴谋颠覆政府的11个共产党官员的暴风雨般的审判以后，赢得了“耐性法官”
的雅号。
但是，在这场没有陪审团的对17家俱乐部的审判中，他的耐性丧失殆尽。
这个案子拖了6年，审案记录达32000页。
梅迪纳把它变成了一个喜剧般的炼狱，让人们不时地从中发出痛苦的叫声。
此案本身是在1950年11月28日开庭的。
政府的这个案子是良好的社会学案例，但却是愚蠢的公诉。
它把俱乐部当成了阴谋家，把高度仪式化的竞争当成了寡头垄断。
公诉抓住的只是投资银行业务权利的外观，表现出一个白手套的世界，而主宰这个世界的，是君子协定、互惠和默契——绅士银行家准则。
这些惯例毫无疑问是俱乐部式的、不公平的、排他的，但决不是非法的。
这个案子的审理围绕一种叫三重概念的东西转移。
这是说蓝筹公司都有“传统的融资银行”
，这些银行保留着管理这些公司证券发行的专营权利。
当这些银行组成银团来发行公司的证券时，游戏的规则要求他们对参与的公司给予相同的“历史地位”
——亦即按以前的发行分配同样的份额。
最后，根据“互惠”
的规则，投资银行要在各自的银团中交换位置。
这个三重概念抓住了共谋的形式，但是忽略了华尔街残忍的精神。
这个规则并没有使鲨鱼变得文明，而只是防止它们在狂暴的争食中互相残杀。
如果可能的话，每个公司都想偷走别人的客户，但是领土大部分都已被瓜分完毕。
甚至摩根士丹利都不去抢百货公司的生意，因为这已被犹太人的公司把持了。
开始时，政府把这个阴谋案子追溯到摩根在1915年提供的一笔5亿美元的英法贷款。
这倒是增添了一点战争的戏剧色彩，但是又带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阴谋怎么能逃脱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避免许多银行被拆散的命运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创造了一个“继承者公司”
的概念——这就是说，J.P.摩根变成了摩根士丹利，担保信托公司成了史密斯-巴尼，等等。
虽然哈罗德·斯坦利把这种说法驳斥为“牵强附会”
和“愚蠢可笑”
，但是这也有粗略的可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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