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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财团不仅把这一准则从伦敦带到了纽约，而且在20世纪很长的时期内一直严格地执行。
根据这一准则，银行并不设法寻找生意或寻求客户，而是等客户拿着一应俱全的介绍信找上门来。
银行不开设分行，也不接手新公司，除非它们和前一家银行清了账。
其主旨不是竞争，至少不是过于公开地竞争。
这意味着不大肆宣扬，不搞价格竞争，也不挖其他公司的客户。
这样的安排有利于根基扎实的银行，而使客户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
然而这是一种藏而不露的竞争——一片剑未出鞘的天地——不是什么卡特尔，尽管常常看起来是这样。
表面的温文尔雅蒙蔽了许多批评家，使他们看不到银行之间潜藏的险恶关系。
银行家们对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决不亚于对工业的颐指气使，而国家就像公司一样有他们的“传统的银行”
。
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曾经描述过“那些权限无边的贷款商，有时君王和帝国的命运都得仰赖他们发出的贷款许可”
；（12）拜伦的一对排偶句描绘他们的“每笔贷款……或撑起一国，或倾覆一君”
。
（13）银行家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权力，是因为许多政府在战时缺乏完善的税收机制支撑战争开支。
在经济管理作为一项政府职责被建立起来之前，商人银行行使着政府代理财政部门或中央银行的职能。
伦敦的银行并不用自己的资金去放款，而是组织大规模的债券发行。
他们通过与政府紧密合作，获得了半官方的地位。
约瑟夫·韦克斯伯格提到商人银行时说：“它们在政治与经济的边缘地带运营。”
（14）摩根财团后来声称这个领域是他们的。
这个领域还非常有利可图，因为银行家也要为主权国家管理外汇交易，并为债券付出红利。
任何一个伦敦望族都可以展开一卷煌煌的国家贷款记录。
在圣斯维辛巷的住所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资助了威灵顿的半岛战役和克里米亚战争。
一条尽人皆知的俗语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导致许多国家的瓦解。
1875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筹备了400万英镑的融资，使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迪斯雷利曾笑着向维多利亚女王表示：“女王陛下，我认为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家族越多越好。”
（15）
除了资助路易斯安那购地以外，巴林家族还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资助法国偿还战争赔款，这促使黎塞留公爵写下这样精彩的赞美之句：“欧洲有六强：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和巴林兄弟。”
（16）1845年，爱尔兰土豆歉收，皮尔政府利用巴林家族的贷款购买美国的粮食和印度的粗面粉以赈饥荒——即所谓的皮尔救济粮。
在美国内战期间，巴林是俄国、挪威、奥地利、智利、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代理银行。
由于做了这些努力，主教门街8号的显贵们在19世纪末被授予4个贵族爵位——阿什伯顿、诺思布鲁克、雷维尔斯托克和克罗默。
为什么商人银行会掌握如此出色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作为私人合伙公司，这些小银行不会受到储户或持股人的窥探，可以不惮于持有政治偏见。
它们不必接受外部审查，一贯谨慎的作风使它们成为最理想的外交渠道。
因为是给外贸进行融资，他们比那些在商业大街的银行家们更具国际眼光，因为那些银行家主要为英国工业融资，大多与店主打交道。
对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的这一精英世界，朱尼厄斯·摩根心向往之——这一世界至今还把美国人拒之于外。
皮博迪去世之后，朱尼厄斯需要采取敢作敢为的惊人之举，以跻身于维多利亚时代融资的前列。
做中国茶或秘鲁鸟粪生意，或向商船队长范德比尔特出售铁轨，只能赚取有限的利润。
朱尼厄斯已经快60岁了，随着财富的增加也渐渐长胖了。
他相貌堂堂，有6英尺高，额头高耸，眉毛浓密，目光炯炯。
作为萨维尔街定做裁缝店的早期的美国赞助人，他穿着普尔裁缝店款式老派的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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