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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记得皮尔庞特·摩根对于股票根深蒂固的蔑视态度，当问到他股市为什么会下跌时，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股票总会波动”
或“抛出者总是多于买入者”
，仿佛这个问题根本用不着分析。
（4）
在20世纪20年代，大批小投资者轻率地跃入股票市场。
他们经常以10%的保证金买进，仅用1000美元购入价值1万美元的股票。
在美国1.2亿的总人口中，只有150到300万人入市玩股，但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利却吸引了全国公众的注意力。
1929年的股市灾难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60万个保证金账户。
有了活跃的证券市场，大公司通过发行证券筹资的成本，就比通过银行短期信贷筹资来得低。
许多公司还通过留存盈余来支持公司的扩展，进一步摆脱领主时代银行家主宰的方式。
事实上，一些企业因有大量的现金盈余而从事股票投机和保证金贷款，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用现金盈余进行盈利性金融投资十分相似。
这样一来，联储要求银行停止保证金贷款的约束力，则被不规范的工业企业拆借[27]所抵消。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颁布之前的这个年代，企业偏好证券发行并未对华尔街构成威胁。
纽约的大银行通过它们新设的证券分支机构来盈利，这样做还可以绕过对于跨州银行活动的限制。
担保信托公司在圣路易斯、芝加哥、费城、波士顿，甚至蒙特利尔都开设了办事处。
大通国民银行的证券机构不仅经营活动横贯美国东西海岸，而且在巴黎和罗马也开设了营业机构。
至此，1929年危机的阴云已经向一体化的全球性市场逼近。
1927年，担保信托公司创设了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使美国人能够在不发生币种问题的情况下购买外国股票。
当后来J.P.摩根公司接管担保信托公司时，这成为一项极有利可图的生意。
此时华尔街上的证券业务有两类。
一类以零售为主，主要针对散户，其典型代表是国民城市银行所属的国民城市公司。
国民城市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切尔给证券销售营造出一种狂欢气氛，他总是在他的近2000名经纪人中组织竞赛，还发表鼓动性讲话，激励他们向更高的销售目标冲刺。
银行家们看上去就像喋喋不休的小贩，这些人热衷于经营外国债券，特别是拉丁美洲债券，小额投资者们得到了这类债券安全的保证。
其中的圈套后来才被揭露，人们得知华尔街的银行把它们的拉丁美洲坏账包装成债券，通过它们所属的证券公司推销出去。
这成为后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分离的一个主要动因。
到1929年危机时，大储蓄银行战胜了证券行业的许多老合伙公司，这些公司在全部新发行证券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令人瞠目的45%。
国民城市银行公司承办发行的证券比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加在一起还要多。
然而，以威严的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精英依然生存了下来。
第一流的大宗证券业务仍然保留在名声显赫的老牌批发商手中。
J.P.摩根没有销售网络，但它创造的办法是将发行的证券通过多达1200个零售商号来流通。
如果这些渠道仍然远离市场，银行则把证券分配给“销售集团”
。
摩根银行与它的货币托拉斯同行们——如国民城市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和担保信托公司——联手承办证券发行，而摩根建富公司则与巴林集团、罗斯柴尔德公司、汉布罗公司和拉扎德公司合作。
像在普约听证会时代那样，大额证券发行仍然遵循着固定的程式。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1920年，在摩根图书馆，杰克·摩根、哈里·戴维森和基德-皮博迪公司的罗伯特·温莎达成了一项分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债券发行的秘密交易，他们在10年中保持一定的参与份额：基德-皮博迪公司30%，J.P.摩根20%，第一国民银行10%，国民城市银行10%，等等。
这项绅士银行家准则禁止为争夺客户而竞相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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