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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离经叛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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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华尔街是一个封闭的、享有特权的俱乐部，那么，确定潮流的公司和社会仲裁者就是摩根士丹利。
公司的地方非常小，合伙人不到20个，百十来个雇员，资本只有微不足道的300万美元。
然而，这是投资银行业务的楷模，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它只有一个办公室，在华尔街2号，绿色的地毯，白色的墙壁，俯视着三一教堂。
在一块稍稍高起来的叫作平台的地方——跟摩根建富合伙人的办公室相似——摆着两排红木拉盖书桌，和华尔街23号的书桌一模一样。
就像在出生时分开的双胞胎那样，它和街口那边的J.P.摩根公司来自同一个祖宗。
摩根士丹利无人与之匹敌地拥有《财富》杂志上列出的美国500强客户，并且牢牢地控制着老摩根财团的铁杆客户，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
在40年代末期，它又增加了美孚、壳牌、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本迪克斯、H.J.海因茨和其他许多公司。
它代表了7个姐妹石油公司中的6个，连续发行的债券超过任何其他公司。
作为大公司的密友，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大多与首席执行官打交道，参与他们秘密的长期发展计划。
他们控制了客户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发行。
无人图谋抢走摩根士丹利的客户，人们认为这样做很糟糕，再说也这无济于事。
一种可以感觉得到的温暖依然**漾在摩根诸公司之间，许多高级官员曾在20年代和30年代在J.P.摩根公司或担保公司共事。
他们可能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墙壁隔开了，但是他们把一根粗壮的藤蔓悄悄地缠绕到顶层。
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鼓励他们的雇员彼此建立亲善关系，互相介绍生意。
每年，他们举行荣誉晚宴，每个公司各派10名有为的年轻人出席。
就像溺爱的父母那样，他们把子女撮合到一块。
摩根士丹利和J.P.摩根公司在华尔街120号合用一个餐厅。
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在华尔街23号有私人账户，并是为数不多的一些有J.P.摩根住宅抵押贷款的人。
只要有可能，这两家摩根公司就会合作做生意。
J.P.摩根经营摩根士丹利的养老基金和分红计划，而摩根士丹利则承办J.P.摩根的证券发行。
如果摩根士丹利发行债券，J.P.摩根负责支付红利。
他们两家由一种特殊的簿记安排结合在一起，这起始于大萧条时代，当时摩根士丹利害怕证券业务上周期性波动，要想压低管理费用。
摩根士丹利没有一般工作人员，而发债的“结算”
——支票和证券的实际交换——仍然在华尔街23号进行。
但是，在这点上，摩根兄弟般的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
现在，摩根士丹利是投资银行业里无可匹敌的领袖，而此时的J.P.摩根只是商业银行业里一个寒酸的斯文贵族，徒有悠久的传统，却缺乏相应的现代力量。
作为他们公司里的合伙人，摩根士丹利的职员比他们华尔街23号的同事所挣的钱要多得多。
在那些利益共同体的时代，摩根建富的人也在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学习。
尽管有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仍然是一个快活的摩根家族。
摩根士丹利比J.P.摩根公司更加回避卷入政治，从不表现出相同的为公众服务或高尚的贵人行为。
哈罗德·斯坦利埋头做生意，而哈利·摩根跟他父亲一样厌恶政客。
由于摩根士丹利主要发行蓝筹债券，它很少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打交道，也没有必要在工业问题上游说华盛顿。
在20世纪50年代，尤金·罗特贝格（后来任世界银行的司库）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弗雷德·莫斯曾一度到摩根士丹利去研究“热门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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