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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看,忧患意识是传统宗法关系的僵硬性与维系这宗法关系的手段的“软性”
之间总是无法达到一致的表现。
而这手段的相对性或软性,则在“乐感文化”
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乐”
是儒家和道家共同推崇的一种精神境界,但只有儒家将“礼乐”
并提,直接作为维系宗法关系的手段。
由于儒家的仁、义、忠、孝等本身是诉诸人的内省,并没有也不可能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它们的实现也必然是“软性”
的,是通过说教和劝导,通过舆论的压力让人们自己去遵守。
虽然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89],但这充其量可以形成一种心理变态或习惯性功能障碍,却不能采取有效的手段真的去钳制每个人的眼耳手脚。
儒家讲礼乐,重在陶冶人的性情,形成具有群体意识的高尚人格,因此特别提出集审美与艺术于一身的“乐”
的概念作为通向道德境界的天梯。
但这不是说,中国的刑罚控制就是软弱无力的,而是说,中国历代残酷的刑罚制度是取决于礼乐制度的“软件”
的。
所以“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90],礼乐不仅仅是礼貌风俗和娱乐消闲,而是有关国家存亡的大事。
它既是出于天性的一种自然需要,又是高尚人格的行为规范,还是一种软性的政治制度,是衡量刑罚是否“中”
的标准。
《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
乐者,通伦理者也”
“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
[91]孔子的“礼”
本身是对上下尊卑长幼各种等级的言行举止的差等规定,“乐”
则使各个不同等级最终在一个亲密无间的伦理实体中和谐地统一起来,所以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92]。
中国古代“乐感文化”
的实质,无非是血亲关系维系成团(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田园之乐”
,是群体维持稳定状态(国泰)、个体适应固有地位(民安)、个体与个体之间看不出太大差别(均贫富)的“自得之乐”
。
这种表面上温和平静的安安乐乐,掩盖着封建制度的“吃人”
本质,消解着个体心灵深处的痛苦与不安,因而成为中国宗法政治伦理极力维持的社会性精神氛围。
儒家乐感文化这种为政治伦理服务的特点,使中国人的乐感艺术也带上浓厚的内倾型实用理性的色彩。
在这里,人的审美和艺术首先并不是为了表现个人的天才和灵感,而是被有意识地当作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磨砺道德人格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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