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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摹仿的对象上,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应当集中摹仿“在行动中的人”
,而对人的摹仿又集中于对人的心情的摹仿。
他认为在这一点上,画不如诗,诗又不如音乐,音乐可说是“最富于摹仿性的艺术”
[243],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由于把摹仿看作一种认识而带来的过分冷静的弊病,而为艺术的情感表现留下了一定的余地。
此外,过去的摹仿论无法解释艺术的灵感,只好和灵感说处于外在并列的关系中,亚里士多德则排除了灵感的神秘性,把它归结为创造活动中的思考焕发[244],即艺术家的推理性的思维活动,这就使摹仿论成为了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唯一重要的原则。
最后,亚里士多德还从人性论的角度研究了诗的起源,并把它归结到人类天生的摹仿能力。
“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
[245]。
这表现在艺术的内容上,就是对一个对象的惟妙惟肖的摹仿,“给人以快感的并不是那个对象,而是进行了推断,‘这就是那个’,以致可以对智力加以运用”
[246];表现在形式上,摹仿的“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
[247]也可以给人以惊奇的快感。
人类天生的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由于“具有情绪意义”
(即摹仿了情绪)才成为艺术[248]。
总之,摹仿本能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知识,而艺术和诗则是这种知识能力的产物,在这方面,摹仿对象本身的美丑善恶反倒退居其次,丑的事物也被纳入了艺术摹仿的范围,艺术的审美愉快和求知的快感等同起来,艺术和科学的界限也就被取消了[249]。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仍然是古希腊哲学家中讲摹仿讲得最多、最全面、最深入的一人。
不过,亚里士多德虽然提高了艺术和审美快感的地位,却并没有提高艺术家的地位。
在他看来,艺术家、诗人仍然只是些工匠,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并不表现自己的情感,而只是摹仿别人的情感;他们可钦佩之处只是由于使人信以为真的说谎的技巧,而不是他们自身情感的崇高伟大。
[250]因此,尽管亚里士多德大大修正了传统摹仿说忽视人的感受和情感的偏向,但他并未因此克服一般摹仿说的共同缺点,即排斥艺术中的自我表现,从而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类型化,包含着陷入形式主义美学中去的必然倾向。
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是古希腊美学思想的最高峰巅。
站在这一峰巅上回顾古希腊的美学,我们可以看到对美的本质的解释经历了“自然属性”
(毕达哥拉斯)、“人的关系属性”
(苏格拉底)、“精神属性”
(柏拉图)和“艺术属性”
(亚里士多德)这几个阶段。
对艺术本质的解释则从毕达哥拉斯的摹仿自然美,到苏格拉底的摹仿人的性格的美,再到柏拉图的摹仿神的绝对美,最后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通过对自然和人的一切(美的或丑的)的摹仿,最终达到摹仿至善至美的神的艺术。
在古希腊美学所停留的这个客观论的总体阶段上,人的主体性因素还没有以一个被伤害、被剥夺者的愤怒在审美意识的王国里横冲直闯,而是在整个客观世界和神的美丽优雅的形象上感受着自己全部丰富的“自我性”
,阿波罗式的、梦幻般的静观始终在维持着希腊人那儿童般纯真而宁谧的精神面貌,使他们的艺术处处透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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