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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紧紧地抓住了人的理性所不可脱离的人的感性实在，将这种实在提高到人性的本质环节的地位。
他不是把感性和理性看作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而是从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中去寻找两者的中介，将康德用来联结两者的类比、象征和暗示这样一些“反思的判断”
，转化为有血有肉、有物质实在性作为标志的生命活动，即艺术活动。
在这里，理性的、能动的、实践的创造力获得了具体的物质材料，感性的丰富材料则获得了自由存在的形式，被康德以割裂的方式封闭、窒息在自己的抽象领域中的人的主体性，在席勒手中得到了解放。
这样，席勒的美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真正的现实目的：通过美育（审美教育）来救治社会的弊病，最终拯救全人类。
在席勒看来，审美和艺术绝不单纯是一个个体心理学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和哲学问题。
“如果需要迫使人进入社会生活，理性在人身上栽种社会原则的根苗，拿一种社会的性格交给人的却只有美。
只有审美趣味才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在个别成员身上建立起和谐。”
[384]他特别发挥了康德美学中社会心理学的主情主义因素，认为为了实现人性的完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忠实而又真诚地吸收别人的天性，把别人的环境化为己有，把别人的情感当作我们自己的情感。”
[385]艺术的作用正在于培养人的这种能力，使每个人自觉自愿地加强自己的社会性而又不损害自己的感性，大家一起走向真正自由的社会。
他把这样的社会称为“审美的王国”
，在这个王国里，人“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与人对立。
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是审美王国中的基本法律”
[386]。
他设想，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审美达到每个人的“自救”
，即通过美和艺术，把“感性的人”
引向形式和思维，扬弃他的粗野性；又把“理性的人”
引回到感性世界，使他具有生命活力，因此就可以弥合社会的分裂，实现人类的和谐大同。
这当然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但比起康德把大同世界（目的国）建立在纯粹理性的抽象原则（道德律或善良意志）之上来，席勒终究向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接近了一步。
人类学被社会学所充实，审美心理学便走向了艺术社会学。
不过，席勒的艺术社会学仍然是以抽象而先验的人的本质的学说为最终根据的。
他把感性纳入了人的本质之中，但这种带有感性层面的人的本质仍然是抽象的、与生俱来的，并且在他那里，人的本质中感性的方面实际上最终要通过审美而走向理性方面，抽象的理性、“人格”
或“神性”
才是席勒所理解的本质中的本质。
席勒的历史主义也仅止于研究抽象人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形，而未能达到对人性本身的历史形成过程的研究。
他所视为人性的完满体现的“游戏冲动”
，被看作在满足物质需求之后的某种“精力过剩”
的产物。
他认为，游戏在动物那里就已经以本能的方式出现了，人的游戏也是一种精神的本能，它是超出一切物质的目的之上的精神力量的发泄，是撇开素材（物质对象本身）而对外观、形象的超功利的静观。
这种说法就自己堵塞了从人的现实生命活动中、从人性本身的历史形成过程即劳动过程中，探讨美和艺术起源的道路，它以人的本性的先验学说为前提，而人的这种先验本性、游戏本能则成了“自然的礼物”
，只有靠幸运的机缘，人才能从自然野蛮状态走向人性的审美状态。
可见，席勒在人类学的最终根基上不过是把康德的那个不可知的原因（人的本体）换成了偶然的原因（机缘），同样无法正确解释人从自然向自由的生成。
人本主义美学在这样一种脆弱的理论基点上必然是行之不远的，它必然要走向自身的异化，人的理性和哲学思维一定要到人的自身的不可知或偶然的原因后面，去寻找一个可知的和必然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不在人的活动之中，就必然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如果不能由人的活动来解释，就必然由某个与人对立、凌驾于人之上的存在（神）来解释。
神性就在每个人心中，但神性是如何被放入每个人心中的，这仍然是神的事情而不是人的事情——这就是席勒美学理论上的归宿。
从康德的美在主观说到席勒的美在主客观统一说，标志着由康德开创的人本主义美学开始在自身的对象化、现实化过程中包含着异化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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