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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553]乐是一种集诗歌、音乐和舞蹈于一身的艺术综合体，但都以情感的表现为其特征：“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
[554]艺术的这一本质特征使艺术成为一种持人性情的东西：“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555]，“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556]。
人的温静的天性一旦被物欲所感动，便容易“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
，不但有了智识，而且难免喜形于色，怒形于声，这时很容易触犯“天理”
，即违背伦理道德规条。
因此，必须用礼乐来疏导和节制。
这就是艺术（乐）的政治伦理作用，它可以用一种让人感到快乐和陶醉的手法来维持大一统皇权的专制统治。
而这，正是儒家伦理美学的要害和核心。
从天命到鬼神，从巫鬼到人文，从人际到人格，从人道到天道，最后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在先秦两汉这一历史阶段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
周人创立、孔子高扬的“礼乐文化”
，试图以伦理代宗教、以美感代信仰、以教化代刑律、以艺术代政治，结果反倒是伦理带上了宗教色彩（所谓“儒教”
），美感具有了信仰作用（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教化变成了刑律（礼治和孝治），艺术变成了政治（“文以载道”
）。
但又变得很不彻底，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含糊其词，纠缠不清。
儒学从来也不曾真正成为宗教，但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又一直或多或少地带有宗教意味，因为它一旦被尊为官方正统哲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要被神学化。
所以，尽管实际上不信天命、不信鬼神的孔子把哲学和美学的目光从“神人”
转移到“人际”
，建立起立足人世的人生哲学，他的继承者却一定要把目光从“人际”
扩展到“天人”
，绕着弯地回到了天命神鬼观念。
这里虽然有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并不触及到儒学的根本，而是在大范围内呈现为一个封闭的体系，注定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和超越。
董仲舒之后，儒学便日趋堕落，从两个方向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是迂腐烦琐的经院哲学，即古文经学，“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557]，完全违背了早期儒家“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558]和“辞达而已”
[559]的原则；二是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妖妄荒唐的谶纬神学，使本来极富人间情趣的儒学近于妖术，变得毫无哲学意味和理论价值。
这两种方向都使儒学成为一种完全反审美的学说。
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内部的大动**和外来文化的大冲击，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在这种一家独尊的局面之下，能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出路。
总之，以儒学为主流的先秦两汉伦理美学在“天人合一”
的境界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美学在等待着新的机会，以便走出艺术社会学阶段，进入另一个更加光明灿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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