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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石器就可以看作一件具有艺术性的产品，今天考古学家用来区别人造工具与天然石头的那些外部特征，在当时也曾激动过原始人类的想象力和热情。
也许他们后来会把石器制作的偶然成功看作神的恩赐和帮助，把自身本质力量的内在闪光作为外在对象来崇拜，但这并不妨碍这一神秘的圣物成为人类最初交流自己情感的媒介，它第一次使各个人千差万别的想象力得到现实的外界物质产品的规范、集中、统摄，使人的本质力量（包括人的情感）得到了现实的社会普遍性的表征[871]。
包含在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本身之中的这种艺术性因素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它对于劳动活动具有重大的实质性意义，因为它是形成劳动的精神方面（精神环节）必不可少的成分。
劳动不是自发的动物性的个体行为，而是人类的社会性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是精神过程和物质过程的统一。
去掉了劳动的精神性内容（这不可能完全做到，正如去掉其物质内容的“纯精神劳动”
也不可能一样），劳动就不成其为原来意义上的劳动，而成为动物性的或机械性的活动（如异化劳动）了[872]。
同样，还不具备精神性环节的生命活动也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劳动，一些高等动物如类人猿已经有某些偶然的劳动行为的萌芽，类似于人的“顿悟”
（如科勒的实验所证明的），然而，黑猩猩个体这种偶然闪现的灵机一动，既没有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统摄，也还未通过社会性的知识、意志、情感的交流而形成确定的社会普遍的规律性行为，除了个别欲望的目的之外，工具在这一活动中并没有自身独立的、作为社会交往的媒介的意义，目的一经达到，工具便被抛弃了。
只有人的劳动，由于它具有社会普遍的精神因素，因而可以超越于个别事物（目的和手段）的特殊性之上，把自己的劳动活动本身作为客观对象和作为人的类活动（社会共同活动）来进行全盘的规划。
所以，“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
[873]。
当原始人类携带笨重的工具从一地迁往另一地时，必须付出暂时得不到补偿的更多的体力。
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劳动活动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意识，对自己的行为给自然界的影响以及自然物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874]，还有渗透于其中的多少有些幻想化、神圣化了的情感意识，特别是对自己所使用的工具（它往往被看作自己的伙伴、另一个“自我”
）的情感联系[875]。
这一切构成劳动过程的精神方面。
这就是作为劳动过程本身的本质因素之一的“劳动意识”
。
正是劳动意识，才使劳动成为人类生存的必然手段，并使劳动本身的社会性和历史承继性成为可能。
动物社会（如蜜蜂）依靠天生的本能而群居，人类的社会联系则是通过作为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统一的劳动来实现的。
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共同与自然界搏斗、共同享用物质产品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人们共同策划劳动、传授技能、建立劳动信号——语言，以及在劳动前相互激励，在劳动中保持意志力、注意力的一致同步，在劳动后总结经验、庆贺成功、沉浸于狂歌欢舞的普遍社会情感里，为下一次劳动作好精神上、社会意识上的准备等一系列精神活动上。
劳动意识使劳动从类人猿的偶然的萌芽性质上升为人的必然性本质。
正是在劳动意识中，已经不可缺少地包含着艺术性的因素。
这种艺术性因素就在于通过生产劳动，人与人在情感上的相互影响、传达和共鸣[876]。
而这种情感的社会统一作用又正是劳动本身的社会性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艺术性正属于生产劳动的本质性因素，没有艺术性所造成的人与人在情感上的相互理解、影响和共鸣，同步的、相互协作的即社会性的劳动是不可能的。
许多研究者都看到了，原始劳动的艺术因素在技术上和生理上以劳动活动为前提，并对劳动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却忽视了这些因素通过加强人与人之间社会意识的联系而反过来促进生产，甚至成为社会性生产的条件的巨大意义[877]。
例如，希尔恩认为原始艺术首先可以使劳动变得轻松，其次它可以作为劳动的技术动作（如划船动作）的调节手段；[878]格罗塞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强调原始艺术刺激工艺水平，以及通过性选择来改良种族之类的实用意义[879]。
他们都有把劳动中的艺术性因素等同于生产劳动本身的倾向，并以生产技术方面的原因来直接解释以牧畜为生的部族中艺术的衰落现象。
然而事实上在畜牧部族中，衰落的只是造型艺术，或许还有音乐；可是，正是在畜牧业分化出来的那个时期，即由蒙昧期进入野蛮期的时候，人类发展出一种更高级的原始艺术形式，即口头文学。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880]显然，格罗塞等人所谓畜牧部落艺术衰落的论断，是建立在把口头文学排除在外的前提之下的，因为文学这种艺术形式离生理上和工艺技巧上的实际作用的距离最远，而显出是纯粹精神性和社会性的。
然而，正是文学，并且只有文学，才脱净了其他一切表面现象和外在因素（直接实用因素）的干扰，而显露出艺术对于生产劳动所产生的促进作用的内在本质[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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