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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而巨测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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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也没想到，堂堂皇皇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会在莫斯科乌克兰饭店宽敞而拥挤的大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大厅里尽是候房的旅客，有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作家等候多时，最终悻悻而去。
正担心我们会不会落此下场，托尼雅女士终于从总服务台前挤出来了，手里捏着三把钥匙。
托尼雅是苏联作协中专门搞外事工作的，她告诉我们：她接待了许许多多代表团，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又解释说，现在苏联对外开放了，参观访问的蜂拥而至，一下子来不及应付。
（还原本是一个深奥的谜，便有了许多解谜者。
）
乌克兰饭店的主楼共29层，四角有四座钟楼，钟楼下也设有客房。
我的房间便在其中的一座钟楼里。
乘电梯到九楼，穿过七拐八弯的过道，再登两层狭狭的楼梯，走廊尽处，小小的房间让我想起了巴黎圣母院，尽管两者从时间到距离都相差甚远，于是心里便长出一丝惶惶。
在我踏进房间五分钟以后，电话铃响了，从话筒那13只小孔中挤出的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用生硬的英语说：“哈锣！”
我外语不行，便把话筒递给送我上钟楼的吴教授，吴教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精通俄语，他捏着话筒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便搁断了，对我说，小王，别理它就是了。
我蓦地醒悟过来，浑身耸起鸡皮疙瘩。
这一夜，那个陌生的男人接二连三地来电话，一听那声滑稽的“哈哆”
，我就摔下话筒；若不接电话，那铃便誓不罢休地响下去。
令人生疑的是他如何得知这个房间里住的是女士而且不是苏联人？！
这么一想，毛骨惊然，只觉得那扇遮着布慢的高高的窗户外有一双神秘的眼睛在盯着我，我慌慌地把床底下、壁橱里、墙音兄都查看了一遍，又用两把沉重的靠背椅抵住了门，方才敢钻进被窝，自然是一夜无眠。
访苏期间四进莫斯科，我都住在这间钟楼下的小房间，每次都要接到那个陌生男人的电话，惯了也就不再心慌，把话筒搁在一旁切断线路，只是着实佩服那位先生的耐心与恒心。
我习惯上海的衣食住行却腻烦它蛛网似的马路的嘈杂与拥挤，我叹服纽约的摩天大楼却不喜欢它们把天空切割得那样狭窄，而莫斯科虽不乏雄伟的建筑，只因街道的宽阔，天空便显得特别明净开朗。
大街上行人不多，因为有四通八达的地铁，人们在地下行走。
街面上没见有一辆自行车，只有成群的汽车安静地流星般地驶过。
正值深秋，满街高大的树木呈红褐棕绿的五彩缤纷。
傍晚，在夕晖中沿街散步是一个美妙的享受。
小白桦林前一片绿茵草坪，白漆的木条椅纤尘不染，有亲昵的母子或相依的老人在其间歇息。
没有蛊惑人心的霓虹灯，商店橱窗的布置极简陋，让人分不出是卖什么商品。
走进几处食品店，柜架上货物单调，大都是盒装牛奶或鱼罐头，价格便宜，包装朴素，丝毫不具备**人的魅力。
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那些石墙上镌着的浮雕，都是一些著名的作家或戏剧家的头像，有几处墙脚下摆设着个体书摊，小小一方油布上叠着几十套书，并无袒胸露臂的封面和耸人听闻的书名招徕人，多的竟是成套的世界名著，时而有行人停下翻阅并购买。
我想说莫斯科的街道比我们少了许多商业味而多了几层历史与艺术的气氛，有人劝我莫避下定论，应该去看看莫斯科的文化自由市场―阿尔巴特街。
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寻到了那条因《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一书而闻名的街道。
果然是人群熙攘、生意兴隆的模样。
街中央不行车辆，隔一段便有大型电动玩具的儿童游乐场，街两旁栉比鳞次的个体商摊，老板尽是容貌妓好的男女青年，面带迎人的微笑，推销他们同样美丽的商品―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和美术作品，木雕的娃娃、线织的围巾及**人物像。
亦有许多无固定职业的画家，留着卷曲的鬓角，含着优郁的眼神，有七八分普希金的风度（这条街上有普希金度蜜月住的房子）；为来往游客当场作肖像画，只收三、五、七、八个卢布不等。
从街这头走至那头，匆匆走马观花，也花了一个多小时，我一边感叹说虽是市场街却仍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识，一边埋怨说既是市场街却找不到一处舒舒坦坦填饱肚子的地方。
公家的饮食店都排着游龙走蛇般的长队，个体的餐厅又昂贵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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