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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韩幽桐也望去苏北。
胡绳、吴全衡及于伶夫妇，如果上海站得住，可先去沪转苏北。
章泯要他去桂，因为有些演员要他领导。
延安也望他去。
戈宝权要他回新华日报。
沈志远则由桂转渝，他在文化委员会的职务尚保留。
刘清扬最好到韶关或桂林找廖夫人同来渝，不过到华北以走苏北较多可能入……
香港大营救是一场大战役。
周恩来自始至终对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作了认真的计划和详尽的指示。
这几份电报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但是就从这几份电报中即可看出，周恩来不仅对全局性的大的行动方案作了部署，而且对一些很琐细的小事情，如家属的生活安排、哪条路线好走、何人到何处更好等等都想到了。
如果不是对每一个被营救者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对他们有着体贴入微的真挚感情，显然很难会作这样周密细致的考虑。
在这些电报的字里行间，倾注着大营救指挥者周恩来的多少心血！
1942年4月9日，脱险后的夏衍从桂林乘飞机飞抵重庆。
当晚，在导演孙师毅的家里，周恩来赶来同夏衍会见了。
周恩来一见到夏衍，就激动地和他紧紧拥抱，坐下后，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
“长沙一别，我两次到桂林，你到香港筹款去了。
一转眼四年过去了……”
夏衍在桂林时，就已让先行回重庆的金山给周恩来带了一封简要汇报的信，这时，他准备再系统地报告香港沦陷前后的情况。
才开了个头，周恩来就了然在胸地说：
“总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除了金山带来的信以外，前几天还收到了张文彬的电报。
这次大营救，是一次很大的成功！”
沉吟片刻，周恩来显出忧虑的神色道：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韬奋和柳亚子的安全。
韬奋不能回重庆，决定去新四军，可是这条路要经过上饶、上海，很不保险。
而亚子先生是一个目标很大，又是一个性格很倔强的人，怕关系搞不好。”
夏衍见周恩来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宽慰地说：
“我听第一批经过东江到桂林的人说，曾生、林平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牺牲保护他们的安全。
估计目前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夏衍尽可能简要地汇报了香港撤退前后中共组织的布置。
并告诉周恩来，除了萧红病逝，南社诗人林庚白在港战的混乱中中流弹去世外，所有和中共有联系的人都已经安全脱险。
周恩来听罢，这才放心地舒展开眉头笑了。
在1946年4月，周恩来即将率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移驻南京的时候，在南京出版的《消息半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到南京来的周恩来》的文章，其中讲到记者在陪都时期的一次见闻：
“记得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要员正在公共汽车站上候车时，看到晚报上说，周恩来已到渝，拍拍同行的肩说：‘春天来到重庆了。
’”
这里所说的“春天”
，含义自然是很丰富的。
不过，无庸置疑的是，周恩来对同志和朋友的理解、尊重、爱护，和那种充满人情味的无微不至的关心，正是使人们想到他就会联想到春天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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