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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
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告诉他们。”
周恩来还让对中共十分友好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将有关国民党挑动内战真相的材料带回美国，等待时机听他的通知发表。
与此同时，在香港领导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侨统一战线工作的南方局委员廖承志，将皖南事变真相告诉了美国记者斯诺。
斯诺从香港发出了多则电讯，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率先报道了皖南事变真相，产生了很大反响。
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下令取消了他的记者特权，斯诺被迫离华返美。
后来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到此事时回忆说：
“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对这些电讯极感兴趣，以至于它中断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贷款的谈判。
摩根索先生（作者注：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甚至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
由于周恩来和南方局外事干部们的艰苦工作，使得美、英舆论界在“皖南事变”
后纷纷报道国共冲突，抨击国民党与中央政府，当时负责对外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竟发出这样的惊呼：美国舆论界“纯粹为共产党宣传所独占”
。
特务头子唐纵在日记中也哀叹：“几乎所有外国人对中国无好评。
战后希望国家地位的提高，国际上的援助，岂不甚难！”
在这种背景下，便发生了这样一桩疑案。
蒋介石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说是美联社记者司徒华用偷盖检讫图章的办法，拍发了董显光对皖南事变的言论及苏联大使馆的批评等未经审查通过的电讯，德国新闻社记者沈克也有此类行为。
蒋介石密电董显光，追查外国记者偷盖检讫图章拍发电讯的事，并进行严格整顿。
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急忙密函川康藏电政管理局，将1939年10月至1941年4月期间司徒华和沈克所发新闻电讯底稿送国宣处审查。
随后，国宣处上报蒋介石称：事实有误。
究竟真是事实有误，还是国宣处为掩盖过失逃避惩处而将真相隐瞒不报？不得而知。
1941年5月中旬，周恩来会晤了著名美国作家、记者海明威夫妇，这年41岁的海明威已经以他那些语言精练、气魄雄伟的小说如《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赢得了世界声誉。
海明威此行，名义上是代表美国《下午日报》，其夫人代表《柯立耳》杂志，对中国进行新闻采访，而实际上他还负有调查中国内战危险以供美国政府制订援华计划时参考的秘密使命，
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为限制海明威的在华采访活动并“纠正其左倾思想”
，专门制定了一套应付计划。
然而，周恩来同海明威夫妇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便抵消了国民党方面煞费苦心制定的计划。
海明威回国后，在给美国财政部长的报告中谈道：“我有一封中国军队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和副参谋长白崇禧将军所写的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的两支队伍，后者现被遣散）同中央政府军队冲突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将军针对其报告写给我的关于整个局势的两种解决办法。”
“这些不同的资料是判断未来冲突的重要背景资料。”
显然周恩来同他的会见和提供的资料给了他足够的影响，他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官员认为日本入侵只是“肌肤之疾”
，共产主义才是“心腹之患”
，因此中国内战危险极大，他认为“如果我们的代表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对内战提供任何资助，我们就能无限期拖延重庆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全面内战的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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