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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大撤退的卓越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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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恩来自己决心在重庆坚持到最后，但作为中共领导人，作为大后方中共组织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他仍精心部署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党外进步人士的撤退。
当时需要撤退的人很多，《新华日报》原有工作人员200多人，就要撤退一半以上。
除去南方局下属的一些工作人员及地下党员外，需要撤退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外的进步人士。
在那时险恶的环境中进行撤退，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
因此，周恩来不仅对撤退工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他还亲自审查名册，推敲每一个细节。
对于就地疏散的人员，他要认真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甚至遇到盘查时的答话，逐一询问，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
对有条件通过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队、政府及其党部机关工作的，他还要对他们反复叮嘱，说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注意“三勤”
（勤学、勤业、勤交友），教育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要“同流而不合污”
，“出污泥而不染”
。
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开会，有时连续开几个晚上。
或者是上半夜改稿子，写文章，下半夜作审查撤退人员的工作。
一个一个地审查下来，往往要忙到第二天清晨。
这时，他简单洗一下脸，便又匆匆进城去会客了。
当时在《新华日报》和南方局文委工作的翻译家戈宝权回忆说，周恩来亲自布置疏散工作，“细致得不得了”
。
考虑到戈宝权搞翻译工作，需要接触外文报刊书籍，周恩来特地安排他撤退到香港去，并且嘱咐说：
“你买好了衣服，穿给我看看。”
戈宝权走之前，到曾家岩50号去，把买的一套衣衫穿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看后说好，又仔细地叮咛说：
“路上不要戴眼镜，以防人家看出你是个知识分子。”
作家沙汀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过书，又随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到过抗日前线采访，到重庆后，担任南方局与文艺家之间的联络工作，属于上了国民党特务“黑名单”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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