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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从红岩嘴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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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除夕之夜，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桂林飞抵香港启德机场，从机上下来的乘客中，有著名左翼作家、共产党员夏衍。
他是因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在得到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通知后，撤退到香港的。
在此前后，内地不少文艺家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精心安排下撤到了香港。
一天，红岩嘴收到一份十八集团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发来的电报，其中谈到对文艺家们的一些看法，特别是说到对夏衍有些“不敢相信”
，不同意让他参加支委工作。
周恩来读着电报，不禁皱起了眉头。
思索片刻，他起草了一份给在香港的南方局委员、十八集团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电报，电报中先以勉励的口气说：“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要你一人招待疏散，想见你的繁忙。”
接下来就严肃指出：
不过我们仍要向你提议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他们已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这虽然如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
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还具体谈了对待文艺家们的工作方法和态度问题，恳切地说：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重视这支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因为他们正是群众革命精神宣传者和歌颂者，我这一年来在此收获不少，希望和建议你们本此精神做去。
周恩来自己，正是“本此精神做去”
的，这个精神，就是把文艺家视作“群众革命精神宣传者和歌颂者”
，给予充分的理解、信任和尊重。
周恩来与郭沫若的友谊，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郭沫若在抗战时期虽然名义上不是中共党员（党籍未公开），但是他实际上是站在中共立场上并且完全听从中共指示的作家。
他出任国民政府政治部主管文化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就是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而忍辱负重就职的。
即使对于这样一个作家，周恩来也并不视之为本党的“宣传工具”
随意驱使，而是给予充分的尊重。
当郭沫若把《棠棣之花》剧本给周恩来看时，周恩来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郭沫若有的接受了，有的则不同意，两人发生了争论，各执己见，这时，周恩来便谦逊地让步说：
“你是作家，尊重你的意见。”
对政治观点与中共一致的文艺家（甚至本身就是中共党员，如夏衍）给予理解，都不那么容易做到，对其他文艺家岂不更难？而周恩来的感人至深之处正在于此。
1941年10月底，中央青年剧社在重庆抗建堂公演了剧作家曹禺的新作三幕话剧《北京人》。
这个戏写的是与抗战无关的人和事——众所周知，早在四年前的1938年底，就已因梁实秋为《中央日报》副刊所写的一则《编者的话》而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几个左翼作家抓住梁实秋文章中的片言只字，扣上“与抗战无关论”
的帽子，展开了一场大批判——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这场论战还被当作抗战时期文化战线上的一场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重大斗争写进了许多文章乃至教材。
这桩文坛公案目前虽已得到“平反改正”
，但在当时，“与抗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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