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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重庆文学学会的重庆师范学院专门派了中文系的强有力的干部，具体负责学会日常事务，并在物资和经费上给予尽可能的保障和支持。
重庆市文学学会，成功组织和主持过数次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文学方面的大中型的学术会议，重庆市属地内的从事文学学术的许多中青年教师，通过自己的学术论文和同行的交流切磋受到了锻炼，开阔了学术视野，提升了自身的学术档次，成了教学和科研的骨干，有的还成了拔尖人才。
根据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要求，重庆市文学学会还承担了四川省两年一度的社科评奖中的重庆地区中的文学类和语言类的成果初评工作。
通过这个渠道，重庆市文学学会从而为四川省输送了不少优秀的社科成果，为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作出微薄的贡献。
第二，关于小说《红岩》署名权的风波。
被称为红色经典小说的《红岩》最初的署名为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
后因刘德彬受到错误的批判，并下放去长寿湖农场劳动，进而被迫退出作者的行列，因而作品最后正式出版时的署名只有罗广斌和杨益言二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德彬彻底平反又重新回到了作家队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刘德彬正式明确提出，今后《红岩》再版时，应恢复原来的署名，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恢复名誉，彻底改正错误。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担任了重庆作协评论委员会主任。
当时为扩大小说《红岩》的影响，进一步宣传《红岩》所代表的红岩文化，阐释英雄的革命精神，重庆作协主席团决定由我牵头选编一本《〈红岩〉评论选》正式出版。
很快，拟入选的文章就要定下来了。
但是，最棘手的问题出来了：如何处理《红岩》作者的署名？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是无法回避的。
于是，我对这个问题无数次地研究，无数次地设计，都难以解决。
接着去听取王觉的意见，下面就是我从王觉同志那里得到的一些看法，由此得悉王觉同志如何既从大局出发，又切合实际，使问题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
王觉同志认为，小说《红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创作的作品。
重庆解放伊始，四川省重庆市的有关领导同志就提出，应该组织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脱险出来的革命志士中，物色几个具备写作条件的同志，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对广大青少年提供有价值、有革命思想的精神食粮，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成都、重庆地区的有马识途、沙汀等主动为之大力协助。
在确定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为执行作者之后，马识途、沙汀等所给予的帮助和指导，可以说是耐心细致、无微不至，难以言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领导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提供了数不清的方便条件。
小说的写作历时数年，小说的题目也几经变动，《红岩》是最后脱稿时才确定下来的书名。
小说《红岩》出版后，热销热卖，一时形成了“洛阳纸贵”
的现象。
小说中塑造的许云峰、江雪琴、陈岗等英雄形象成了广大青少年的偶像，署名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也被广为传颂，成了大名人。
杨益言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再回到关于《红岩》的署名问题，王觉同志认为，因为小说《红岩》有其特殊性，这就不能不作特殊的思考。
按理说，刘德彬同志平反以后，恢复其原来的署名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顺理”
所带来的可能是各种疑问和推测，其中一定会涉及对几个作者之间的利益、利害方面的争斗的分析，产生许多难以说清的负面效果。
鉴于对各方面关系的权衡分析，关于小说《红岩》的署名问题的处理应是：从大局出发，平息争论，处理好各方关系。
关于《〈红岩〉评论选》的出版也不再提及。
以上就是我对王觉同志的几点回忆。
因为相对来说，我与他接触的时间较短，我又不是重庆市文联机关中的成员。
不过他在我记忆中还是很不错的：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
2020年9月于重庆师大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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