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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谈谈《一个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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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丹
话剧《一个木工》作者之一的刘莲池同志，在《关于〈一个木工〉的创作经过》一文中，介绍了《一个木工》是根据重庆市特等工业劳动模范黄荣昌同志的动人事迹为题材创作的。
黄荣昌同志是西南钢铁厂土木科的一个普通木工，解放前曾受尽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过着东飘西**打零工的苦日子。
重庆解放以后，黄荣昌同志进了工厂，“他因看到工厂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加速发展而高兴，他因感到土木科落后的手工业操作赶不上建设需要而着急，并在机器车间先进生产者的启发下产生了要创造木工机器的想法。
他不顾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的反对，阻碍与讥讽打击，利用下班休息时间到废铁堆里捡旧零件，不断地进行刻苦钻研创造，终于在党的培养支持下创造出了三十多部各种各样的木工机器”
。
作者介绍的这些情况和在人们中间流传着的关于黄荣昌的故事，使人感到黄荣昌不仅表现了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进人物具有的光辉理想和创造积极性，同时也表现了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进人物具有的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
毫无疑问，黄荣昌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故事，是给剧作家们提供了足以用来塑造时代的正面人物的标本，也给他们提供了足以广阔地发挥的富有现实意义底题材内容的。
黄荣昌底全部经历，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年青一代是怎样从以往的苦难中一步步地走过来，而当他们成了工厂的主人以后，便迅速地成长为工人阶级底自觉的战士了。
剧本《一个木工》的作者没有从这个先进人物全部经历中的那些突出的动人的故事里吸取更广泛的题材内容，而是着重描写了他创造木工机器的斗争，以时代的正面人物和落后势力的矛盾构成戏剧冲突的中心。
这里，剧本的主人公，作为工人阶级先进人物的黄健明用在废铁堆里捡来的旧零件创造出的木工机器，可能是工业上已经有过的发明。
据此，石曼同志在《〈一个木工〉的题材是典型的吗？》一文中（见《红岩》9月号）就干脆否定了它底题材的典型性。
石曼同志没有在他的文章里从构成剧本题材的所有内容、情节、人物等全部关系上去进行考察，而只是抽出了造电锯不是发明，似乎黄健明大可不必创造，别人也大可不必去加以压制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很武断的。
石曼同志为了替他的论据作辩护，又进一步这样假设：“如果黄健明创造发明的电锯是不同于一般的电锯……”
则黄健明是缺乏科学文化水平的，那就只有写出他怎样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观众才有可能相信黄健明是真实的”
。
石曼同志的假设其实是很不必要的，因为这在剧本第一幕第一场作者就通过黄健明与张兴元的对话交待了电锯原是可以买到的。
当然，这里也没有任何根据证明黄健明创造的电锯比专门工厂制造的高明，但黄健明是用从废铁堆里捡来的旧零件装配的，这对黄健明来说，称之为创造也还是说得上的，而且也正像剧本中描写的那样，他是经过了一番刻苦钻研的，还得到了机器车间老师傅的帮助。
如果以传播生产知识为要求，这固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则是黄健明在他的工作中为什么要付出更多的、特殊的劳动，这首先是一个劳动态度的问题，如果认为黄健明那样的劳动态度是任何人都会欢迎的话，那就把生活看得太简单了。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抱着另外的劳动态度的人。
《一个木工》的题材是不是典型的呢？我认为，这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个木工》是经过十多次修改之后于近年来才最后完成的一部剧作。
这几年来在文艺创作上反对了概念化，公式主义的倾向，反对了如写工厂生活的剧本其内容就主要成为介绍生产知识的，如接触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等在创作上存在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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