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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雾重庆》三度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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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觉
宋之的遗著《雾重庆》，是抗战剧作中一部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它在当年重庆雾季话剧活动中产生过较大的轰动效应。
《雾重庆》以辛辣的笔触对抗战初期大后方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对知识青年的弱点给予狠狠的鞭挞。
抗战初期广大知识青年，特别是沦陷区流亡大后方的知识青年，报国无门，衣食无着，抗日热情受到严重压抑，恶势力向他们伸出魔爪吞噬以至同化。
当年不少觉醒的知识青年冲破重重困难走上革命道路，经过抗日战争这座熔炉的冶炼，成为一代新人。
但知识分子是一个摇摆性很大的阶层，其自身的许多弱点却不同程度害苦了甚至毁灭了他们中间的意志薄弱者。
剧中男女主人公沙大千、林卷妤就是剧作家着力塑造的一对为恶势力所同化的知识青年的艺术典型。
他们从穷愁潦倒走上开饭馆赚小钱，进而勾结官商，跻身上层与之同流合污的道路。
金钱的引诱，物质享受的追求，使他们各自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对方。
他们的论调是有了物质条件才能抗日救亡。
沙大千口头上讲发展民族工业，实际上是发“国难财”
。
林卷妤口口声声不忘抗日大业，也做了点募捐送寒衣的事，但实际上却在全力为丈夫出谋划策，理财赚钱。
至于苔莉，虽然社会逼她做了交际花、阔佬的姘头，她厌恶腐败的社会也厌恶自己，难忘过去的爱情和同窗的友情，似乎良知未泯，但她离不开袁慕容，离不开糜烂的生活与物质享受，免不了自甘堕落。
《雾重庆》原名《鞭》，戏剧的历史背景为1938年，1940年问世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艰苦阶段。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后方实施高压政策和血腥统治，大后方的形势已由**转入低潮。
面对这样的形势，剧作家还来不及去做出反应，只是抓住酝酿成熟的题材，从中尖锐地提出了抗战初期知识青年的遭遇和走向问题。
剧中国民党官吏袁慕容作为一种恶势力的化身，一肚子坏水，是一个祸国殃民的蛀虫，他表面上也还要讲两句同情抗日的话。
全剧虽无政治斗争的内容和背景，但在1940年首演时，戏剧传达的时代氛围，在当时的观众中唤起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剧作家的艺术功力在于对社会生活的剖析，人物的深入刻画，不是依靠而是借助事件，通过人物关系的组合，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激化推动剧情的发展，严密紧凑，扣人心弦。
宋之的话剧艺术是现实主义的艺术。
比如最后一场，林卷妤的出走、沙大千的疯狂、苔莉拒绝沙大千要求悲哀的呼号、老艾的死亡、万世修的被逐出境、林家棣的返回前线，都具有现实主义传统悲剧艺术的格局。
而在这场剧中，沙大千、林卷妤、苔莉三个角色围绕林卷妤与袁慕容同飞香港展开的矛盾，写得十分精彩，不失大家风范。
《雾重庆》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特定环境中知识青年的命运，对今天的青年观众作为接受主体来说，是有一定距离的。
但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所具有的永恒性，则足以缩短和消除这中间的距离，作品的认识作用也必然是通过其中的思想和艺术来达到的。
至于今日的青年观众能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启发，当是不言而喻的。
重庆市话剧团曾于1962年、1979年两度在重庆舞台演出此剧。
现在，经过导演徐九虎同志下功夫删节整理，精心排练，全剧更加精练，主线更为突出，话剧团四辈演员同台演出，演技基本整齐，难能可贵地取得了成功的剧场效果，令人欣喜。
《重庆日报》1989年10月2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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