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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叛徒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父亲奉命撤到华北解放区，与川东、川西地下党的同志汇集在天津，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干部的入城学习，他任军管会文艺处秘书。
以后随四野南下，在中南局组织部钱瑛部长的带领下，乘一列闷罐车去武汉，火车上，父亲热心为大家服务，打开水、买食物，照顾一些体弱的女同志，受到众人的称赞。
在武汉，父亲去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文管会学习接管经验，并任军管会文艺处处长。
他负责电影审查，一天要跑好几家电影院，因为他在天津也做过电影审查工作，因此对政治反动、**黄色的影片严格把关，很有经验。
那时父亲与川东地下党同志黄友凡（后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在一起畅谈理想、展望未来，他们一致认为：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作为幸存者，将来一定要为党努力工作。
后来，父亲和李思源又奉钱瑛大姐秘密之命，专程入川，传达党中央关于四川地下党如何迎接解放的指示。
再一次深入敌占区，这是一项既艰巨又危险的任务，然而父亲与李思源却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铤而走险。
此后父亲向我们讲述得最多的就是，他和李思源伯伯如何乔装打扮，机智勇敢地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的故事。
1949年9月，父亲到了南京，在二野参加学习，准备进军西南。
在南京期间，当时二野的邓小平接见了川东、川西的地下党党员，大家备受鼓舞。
紧接着，父亲随部队急行军经武汉、长沙，到达常德待命。
在常德期间，组织上布置收集有关重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父亲对重庆情况熟悉，积极提供了许多资料。
随后他同战友们乘坐一辆大型军车，经湘西山区，川东的酉秀黔彭，于12月4日抵达刚解放的重庆。
到达重庆后，父亲作为第一批军管会的军代表，接管了重庆的文教系统。
二
解放初期，父亲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处长，第一届文代会的工作报告，便是由他执笔、起草、修改的。
文艺界各项政治思想运动，以及各项文学艺术活动他都要参与并领导。
这期间，他多次下乡，扶植区乡文化，组织开展群众文艺，并亲自审查修改川剧、歌剧、话剧剧本。
他尤其关心重庆地方剧种川戏，1961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亲自挂帅，组织重庆市川剧院进京演出，并决定选送《绣襦记》《金钗记》《荷珠配》《红梅记》四部传统古装大戏。
排练期间，父亲负责指导审查工作，他几乎每天都去排练场，对剧本、表演、服装、舞美、灯光严格要求，细致得每个环节都不肯放过。
当时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袁玉堃、李文韵、许倩云、刘卯钊都参加了这次演出。
此次演出轰动了京城，并受中央领导朱德、陈毅特邀进中南海怀仁堂专场演出。
此后，为长篇小说《红岩》早期的写作，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和父亲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同时也做了细致的指导工作。
当时重庆方面的工作由父亲负责，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也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并将《红岩》三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调进了文联。
60年代初，中国作协重庆分会移去成都，父亲又调到重庆市文联任秘书长、协助邓均吾工作。
重庆第三次文代会后，父亲任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
那时父亲给我们的印象是白天忙碌的身影，晚上夜以继日地在灯下读书、写文章、审查各类剧本、修改各种报告。
父亲从不以当官人自居，我们家的大门随时都是敞开着的，谈工作的、谈创作的、汇报思想的，甚至有冤案告状的，都可以在我家吃饭、在我家留宿。
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经常是在睡得舒舒服服的热被窝里，半夜被父母叫醒，把床让给客人，我们却在地板上打地铺睡。
1964年，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亲自批示，安排重庆组织慰问团慰问革命老区大巴山知青。
重庆当即组成文化工作队，由父亲率队，带领市歌舞团演出队，及剧本、音乐创作者杨世元、李康生、沙子铨前往大巴山南江林场慰问演出。
由于大巴山山高路远，向导带领一队人翻山越岭，极为艰辛。
但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受到了当地知青和山民的热烈欢迎。
此后他们回重庆作了汇报演出，并创作出了话剧《新家岭》，这部由父亲手手抓的话剧因为“文革”
爆发，而未能公演。
三
1976年“文革”
结束，各项工作开始全面复苏，父亲回文联官复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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