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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自己的信仰十分执着，对共产党无比忠诚，绝不掺杂丝毫个人利益。
据我母亲徐蘅回忆，她1943年与父亲结婚后，就跟随他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1945年，父亲在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重庆分会与知名作家艾芜、沙汀、聂绀弩一起工作期间，母亲还曾协助并参与了抄写进步文稿的工作。
其间，父亲让母亲阅读进步刊物，要求母亲每天都写读书笔记。
后来，母亲在邹韬奋创办的进步书店——上海三联书店重庆书店工作。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父亲被迫离开重庆前往华北、华中地区，母亲因为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而留在家里。
父亲离渝前，地下党组织曾向父亲建议让母亲加入共产党，而父亲则向组织表示，徐蘅虽然思想倾向进步，但条件尚不具备，还得根据她的表现再考察一段时间。
之后，父亲认为母亲政治态度不够积极，入党愿望不甚强烈，没有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
因此，母亲入党之事就此搁浅。
解放后，母亲一直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身份在重庆市新华书店工作，退休也未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现为“解初干部”
待遇）。
好在母亲对此并不计较，对父亲的做法表示理解。
解放后，父亲在重庆文艺界长期担任领导。
作为一位在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领域里学养深厚的行家，他不辞辛劳地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党的文艺事业中，直到生命终结。
我记忆深刻的是，“**”
结束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全面复苏，群众文艺创作迎来大好时机。
父亲为办好《红岩》文学刊物，振兴重庆的文艺事业，他常常是白天奔波于基层文化单位，参加并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夜里埋头于稿件、信札堆积如山的书桌，伏案审稿、改稿，以及回复作者信函至深夜，甚而通宵达旦。
正是那些年，《红岩》杂志发表了许多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高质量文学作品，如作家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叶辛的《风凛冽》等等。
同时，《红岩》还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文学创作人才。
那个时期，重庆的文化艺术空前繁荣，戏剧歌舞新戏连台，在创作上也取得丰硕成果。
然而，我能感受得到父亲在那些日子累并快乐，也是他一生中心情最为愉悦的时日。
三
父母养育我家兄弟姐妹五人。
记得我们小时候，父亲整天都忙于工作，根本没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和情感交流。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父亲发自心底对儿女们的爱护。
父亲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的教育方式往往身教重于言传，以身作则，时刻在为儿女树立榜样。
父亲一辈子勤劳简朴。
无论工作有多忙，他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几十年如一日。
他的衣服、被套床单全是自己洗，包括打扫房间的清洁卫生，都亲力亲为，从不让别人代劳。
父亲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成人，闲暇时，父亲也会与子女分别聊谈一些各自的工作情况。
他思想观念十分明确：一个人欲想事业成功，必须得有一门过硬的本领，这样才能更好地对社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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