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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人9年之后，一个偶然机会得知重庆市博物馆需要文物（青铜器）修复专技人员，而这项工作居然与我在工厂里干的模具雕刻钳工在技术上是相通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与父亲谈及此事，他经过再三思考，最终同意我去从事这项工作。
父亲最为看重的就是技术专长，他认为如果能将工厂所学技术与文物修复工作很好结合，我将来一定还会发挥更大作用。
1981年，我来到重庆市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
这是一门手工技艺活儿，即将遭受自然或人为损坏的文物（金属器、陶瓷器、石器、木器、纺织品等类）通过实施修复恢复原貌，再用于博物馆历史陈列展览、考古和文物研究工作。
虽然，文物修复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小众职业，但它所涉及的学科知识类门较广，从理论上它涵盖历史、考古、物理、机械、化学、美学等等。
目前，我国文物修复专业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统、标准化的技术学科理论，其教学方式只能通过口传心授。
文物修复工作技术性较强，更多是通过从业者在实践中去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将所获技术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形成技术理论。
正是因为文物修复工作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才使我对它充满着兴趣和热爱。
于是，自己早在心里暗下决心，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一定要把它干出点名堂。
在文博单位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将近40年（包括退休返聘7年），我先后经历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现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变迁。
在博物馆，我做过馆藏文物修复和复制工作；在考古所，从1998年至2008年，我参加了三峡库区文物考古发掘，并主持田野文物修复保护工作。
其间，自己通过努力学习各类文物修复保护技术，并将多年工作积累的技术经验进行研究总结，先后撰写10余篇文物保护技术文章，在全国多家专业核心期刊发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利用过去在工厂所学的雕刻钳工技术，为重庆市博物馆成功复制国家一级文物“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
（战国）。
同时将实施传统手工技艺的复制技术过程进行总结，撰写题为《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的复制》一文在《四川文物》发表。
1989年5月，这件文物复制品被选送国家文物局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全国精品文物复制陈列”
展览，获得业内专家好评。
这些年，随着国家文物保护事业的飞速发展，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人才凸显匮乏。
在2013年退休之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将我返聘上岗，继续为本单位开展文物修复技术“师承制”
培养学生，直到2020年5月，我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
通过自己多年工作不懈努力，我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文博副研究员）。
2009年，被选编入《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文物出版社出版）；2013年，当选为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家委员会委员。
父亲为自己所热爱的党的文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他老人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谆谆教导。
“你现在当工人学技术很好嘛！
今天当徒弟，明天做师父，往后技师、工程师的路，难道就不可以自己去走吗？”
父亲当年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我永远铭记在心间！
我深深地感恩父亲！
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无比骄傲。
我也想告慰父亲：儿女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祈愿您在九泉之下永远安息！
2020年初夏
1991年春节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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