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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样，这是当时进步书刊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一种常用的办法。
《萌芽》第二期出版后书店就告诉我们开始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了，他们来查询过一次。
其芳同志给当时在南京的郭老写了信，请他帮忙，郭老复信说他将代表文化界并以西南人民的名义向南京有关方面交涉。
不知是否由于郭老的活动而稍稍缓和了一下，但随着形势的日趋恶化，书店得到“明令查禁”
的通知，追迫甚紧。
在此情况下其芳同志和大家研究只好停刊。
《萌芽》停刊后除文协成员掌握的各报副刊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之外，其他活动都不能开展了。
其芳同志也不能常来文协，只是他的家信还一直寄到我处。
文艺界有的同志也有到我这里来找他的，我都按约定通过新华日报社给文协送报的报童带信给他。
他有事找我也是托报童带张纸条来。
及至翌年三月初，他随中共代表团、新华日报社等党在重庆的公开机关被迫撤返延安。
从1946年春到这年年底，我与其芳同志发生工作上的关系不到一年，但他的思想、作风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编刊物那阵，每次到印刷厂校样，我们都是一同去的。
承印刊物的那家印刷厂在南岸一个山沟里，清早我们经过闹市到江边乘船渡过江，傍晚方回。
在城里大街上彼此很少说话，利用登岸以后往返步行数里的机会则可随便谈上些想到要谈的话。
记得一个炎热的夏天从印刷厂出来，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行走在凉风吹拂着的田野小径上，他同我谈起刚读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他从积极方面分析了作品主人公个人奋斗精神的社会意义，他不喜欢作品最后一部分大量讲述音乐理论，影响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人感到枯燥乏味。
接着又谈起巴金的《家》在青年读者中的巨大影响，从而使他产生想用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
他想把那些当年生活在他周围的旧制度的叛逆者，放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表现他们的成长。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在创作上的这一强烈愿望持续了许多年。
为搜集这一创作素材，在1959年左右他到过重庆一次，找了几位老人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的斗争，并作了详细的记录。
在他溘然逝世的前一年，他又来过重庆一次，找到参加过北伐战争、经历过“三三一”
惨案的周钦岳同志。
据说返京以后他的这部长篇已在健康条件不能允许的情况下动笔了。
最终他这个酝酿多年的创作计划没有得到完成，他还有更多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
但他相信中国必将有一个新的前程，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是要实现的。
其芳同志在他的一首题为《呼吁》的诗中写道：
我是一个忙碌的，
一天开几个会的，
热心的事务工作者，
也同时是一个诗人。
这是一种多么自豪的但却毫不夸张的感情啊！
1946年从延安来到重庆，在一个新的战场上他毫不拒绝一切事务，是那样紧张地战斗着；而在全国解放以后，他又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工作，辛勤地从事于理论和学术研究，以至连诗也不能常写了。
但他不仅是一位在诗歌创作上有很大成就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具有真正的诗人气质的诗人。
为他在革命事业，文艺事业上所做出的一切，我们将永远纪念着他！
何其芳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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