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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亲、可敬的长者——我印象中的王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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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敏
我与王觉同志的认识与接触,始于20世纪60年代,直到他的离世。
由于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和文化、文艺方面的同行、官员以及各个层级的领导有所往来。
按旧社会的传统观念,凡是写作、戏剧创作与演出,音乐创作与演出,各种绘画作品的制作和创作,医药卫生等职业,以此为生计,养家糊口等等,皆统称为自由职业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过去的所谓自由职业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国家体制以内的从事各种各类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和建设者,成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上述职业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成了政府中文化、文艺机构、社团的官员和领导者。
在我所交往、接触和共事的四川、重庆的文化、文艺方面的同行、官员和不同层级的领导中,王觉是其中印象最好者之一。
从对文化、文艺的喜爱和从事的专业而言,我与王觉同志有不少的共同话题,但彼此年龄差距较大,在学养、经验上我更是难以与他相比。
王觉早在重庆解放以前就参加了地下党,只是在重庆解放前两年,由于当时的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他才离开了一段时间。
重庆一解放他就又回到了重庆,直接参与了接受重庆的文化、文艺方面的接收工作和解放初期的文化、文艺的初创与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
王觉不仅熟悉重庆的山川地貌,也熟悉重庆的人文生态和历史沿革。
说到重庆文艺方面的故事掌故,他都相当熟悉,能说出其中的来龙去脉。
关于文艺报刊,人脉关系,谁长于什么文学体裁,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等等他都能娓娓道来。
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因为写文章需去查阅50年代重庆出版的《西南文艺》时,有一篇讨论写英雄人物是否需要写缺点时,一位作家发言说,怎么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我就亲眼看见一劳动模范,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
这不是缺点吗?后来就有个写评论的人,由此而上升成“吐痰论”
,从而受到了一场小小的批判。
因为我看到的文章的作者,并未写明是谁提出的,而是写“××”
隐去了作家的真实姓名。
王觉听了我的转述以后,立刻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作家的真名真姓,以及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我听了他的回答以后,当时就想,这事已经过去了20多年,又不是了不起的什么大事,而在王觉的记忆中却记得如此清楚,真不简单。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我参加过多次由王觉主持的各种会议,作品讨论会和与重庆文学艺术相关的大小活动,他的发言,会上会下的交谈,闲谈中零星意见等等,都留下了值得回忆的印象。
现在略略归纳,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王觉是当时重庆文联事实上的总管。
王觉时期的重庆文联,名义上的主席是诗人方敬。
方敬的主要行政职务,先是地处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西南师范大学,也就是现在的西南大学)教务处长,他的日常工作范围涉及全校的半壁江山,非常繁忙,后来又升任西师的副校长,重庆文联的任职实际上是挂名而已,文联的会议,大都缺席。
王觉是文联的常务副主席,又是党组书记,是实实在在的主管,真正的当家人。
王觉时期的重庆村30号不仅仅是重庆作家协会的“家”
的所在地,也是重庆戏剧家协会、重庆音乐家协会、重庆曲艺家协会……所有属于重庆艺术家方面的各种协会都以这里为“家”
。
有趣的是,王觉的妻儿老小也都住在这里,以此为家。
第二,在我的印象中,王觉是一个十足的“忙人”
。
在市委宣传部,王觉长期以来是管文艺的“文艺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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