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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一旦社会的基本精神尺度被世俗化视为大敌，那么这种世俗化恰恰是在建立一种压抑人性的权利关系。
谁可以从中获益呢？当然只是少数人。
世俗化常常成为他们扩张权势和剥夺财富的心理通行证。
掠夺者的世俗化和劳动者的世俗化，不是一回事。
在法律的尺度下谈世俗化，和在审美尺度下谈世俗化，也不是一回事。
关切劳动者的世俗生存，恰恰是道德的应有之义，是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的价值支点。
现在的问题在于，有些人的世俗化只有一己的“世俗”
，没有他人的“世俗”
；只有“世俗”
的肉体欲望，没有“世俗”
的精神需求。
这样的世俗化才有可能、也才有必要把基本道义原则视为宗教狂热，视为“极左”
。
老祖宗说：道不远人。
道德是保护弱者的，是保护大多数人的。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世俗生存恰恰需要在一种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尺度下，才能避免强势者的伤害。
我们可以走着瞧，也许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看到道德沦丧之祸，才会从匆忙而纷乱的利益追逐之中，获得一种较为长远的眼光。
到那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恰恰是这种恶质的世俗化具有“反天下之心”
。
关于理论的实践品格
萧元你在与荷兰籍汉学家雷马克的对话中，提出来“中国迫切需要恢复理论的实践品格”
，能将这一问题说得具体一点吗？因为据我所知，中国文化从来强调实践、强调知行合一，因此中国是一个实用理性极为发达的国家。
古代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重践履（尽管更侧重于道德方面）而轻思辨的倾向。
自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更是将理论庸俗化，急功近利，片面强调可操作性，直至最终完全丧失了理论深度。
你曾有“文化空白”
一说，而我尤为深切地感受到了“理论的空白”
。
现在的理论家“失语”
，不光只是由于浮躁，同时也是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病症。
韩少功：我理解你说的实用化，以及相关联的庸俗化。
我在《佛魔一念间》里已对此进行过批评。
我同意你的说法，一般来说，中国汉区因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也缺乏成熟的形而上学术传统，所以有讲求实利和实惠的风气。
中国古人有“四大发明”
但缺乏成熟精深的数理逻辑体系，就是例证之一。
但我的批评所指，不是那些真正可敬的“书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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