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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中国人其实最喜欢议政，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像是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国务院的编外副总理。
乡下三个农民坐到一起，一杯酒下肚，可能就要开一个毛泽东或者邓小平的研讨会。
但中国人的议政常常是道德化的，喜欢派发“好人”
或“坏人”
的帽子。
这与我们的文艺作品不无关系。
因为以前的很多帝王戏，还有当今很多官场小说和官场电视剧，也多是道德化叙事，是一些好人斗坏人的故事，深深影响了老百姓的思维习惯。
应该说，这是一种小儿科政治思维。
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有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丰富的知识成果，并且有面向大众的知识普及，就像韦伯一类学者在德国做的工作。
德国经过两次战败，知识界有深刻反思，有认真的知识建设，绝不会满足于“清官”
与“贪官”
、“好皇帝”
与“坏皇帝”
这样的判断。
哈贝马斯等当代学术人物其实很有政治视野，建立他们的学术体系，与欧盟的长远战略有关系，据说还曾得到德国很多政治人物的有心推动。
汪晖告诉我，哈贝马斯同他们的外交部长过从甚密。
他支持北约打南斯拉夫，反对美国打伊拉克，都有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内，毫无书生气。
有次我参加一个代表团访欧。
会谈的时候，主人方面谈欧盟的“文化多样性”
原则，其实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但中方主谈代表，一个部级高官，一听就紧张，以为对方在指责中国压制异端。
译员也没明白，对当代很多概念相当陌生，结果双方越谈越岔，莫名其妙地紧张对峙起来。
我还听说，中国派团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很多小国家的代表都踊跃发言，但我方有些官员不能发言，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条约是怎么回事，不了解其中的含义、背景以及来龙去脉。
这岂不是很可悲的情况？
当今中国正走向世界，不要说老百姓，就是知识界，也仍然存在着对世界知之甚少的现象，真有点让人着急。
有些人开口就是西方如何如何，我们也应该如何如何。
其实，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西方？世界上哪有一个标准的“西方”
？“西方”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
你说的“西方”
是欧洲还是美国？是西欧还是南欧还是北欧？是否包括日本、北非、南美？我觉得，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官员和知识精英的“西方观”
还是一塌糊涂的。
这恰恰使我们不能更好地学习西方。
翻译就是精读和有限对接
王樽：您当年主张“寻根”
，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极大兴趣，其实您也一直在非常自觉地学习西方文化。
您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了介绍米兰·昆德拉的先河，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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