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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中国文化这根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我当时就处于这两面夹攻的处境。
有个台湾作家还问过我，说你们是不是要像美国黑人作家那样的寻根？你们不是移民作家，有什么根可寻呢？只能让人哭笑不得。
王尧：你在《文学的根》中说过，需要寻找到异己的参照系，但同时认为以人家的规范来规范自己，以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
，前景是黯淡的。
韩少功：当时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有的模仿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有的模仿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短句型，有的模仿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种嬉皮风格，作为学习的初始过程，这些模仿也许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
但以模仿代替创造，把复制当做创造，只会“移植外国样板戏”
，可能没什么出息了。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批“文革”
的文学，仍在延续“文革”
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仍是突出政治的一套。
“寻根”
话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
八十年代中期，全球化的趋向已经明显，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开，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关切所在。
王尧：有些人批评你们的“寻根”
本身就是模仿，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还有人说《爸爸爸》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
手法，你觉得恰当吗？
韩少功：我从不否定这种影响的存在，也许就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也受乔依斯、福克纳、贝克特的影响，博尔赫斯还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只是有些评论家好像不愿往这方面说。
一九八四年杭州会议的时候，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获奖的消息见报，但他的作品没有中译本，没有任何中国作家读过他的作品。
在杭州会议上，据我的记忆，与会者谈论更多的是海明威、萨特、尤奈斯库什么的。
《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有一个杭州会议纪要，发表在几年后的《文学自由谈》上，大体上是准确的。
人们还可以从那个纪要看出，“寻根”
在会上甚至只是一个次要话题。
王尧：杭州会议是在一九八四年秋天，《文学的根》发表在一九八五年。
你曾经著文回忆说，在杭州会议上，李杭育讲了南北文化的差异，阿城则讲了三个小故事，打了三个哑谜，至于你自己则说了一些后来写入《文学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内容。
现在的文学史研究者对“寻根文学”
思潮还缺少综合性的研究，包括史实的考证。
我想，杭州会议大约可以算是个“前奏”
，“文学寻根”
意识的觉醒应该是在你和阿城等人的文章发表以后。
《归去来》《爸爸爸》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和《文学的根》差不多是同时。
此后，文学创作是有所变化的，“寻根”
逐渐成为一种思潮。
韩少功寻根”
也好，不“寻根”
也好，好的东西总是很少，我的好些作品也是水货。
在另一方面，“寻根”
只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
“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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