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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子专做呆事。
怎么就把人往死里打呢？事后他自己也十分后悔，说没想下手那样重，劈西瓜一般，竟然在人家脑袋上劈出一条沟，差点把脑浆劈了出来。
他努力回忆着当时的姿势，计算着自己抡臂的角度和力度，似乎要通过他的精确计算，证明脑袋上那条肉沟与自己无关。
事情的解释，只可能是他在那一刻完全失控了，完全丧失理智了，感情用事了。
感情是一种较为危险的东西，常常与严密周到的思考无关，与一个人的性格常态和处世常规也无关。
一丝狞笑，一个顶在脑袋的枪口，一口喷在脸上的烟雾，一辆在皮鞋下吱吱嘎嘎破损的旧摩托，这些东西构成的侮辱和欺凌，足以使一个人感情迅速集聚和爆炸。
换一句话说，感情用事的时候，大脑里常常活跃着一些刺激性的具象，抽象的概念和逻辑之网顷刻崩溃，使当事人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比较而言，当时冲突的对方就冷静得多，尽管对易眼镜的大打出手狂怒无比，毕竟没有大开杀戒，几发子弹都打到天上去。
他们肯定考虑到不能伤及街上无辜——这就是说，他们的脑子里还牵挂着这些成文之理和成文之法，没有感情用事。
在成熟的文明人那里，“感情用事”
通常带有贬义，是人生中的失常和犯规。
因鸡犬之争便拔刀取命，因酒肉之谊便大节不守，因美人一笑便江山忍弃……这都是感情用事的教训，我们的外婆或者奶奶不知道给我们说过多少，以便我们成人之后不犯傻，不吃亏，不祸国殃民。
这里的“常”
和“规”
，是人们对利益的理性把握，是趋利避害的经验总结，至少是得与失的平衡点。
当事者一旦越过了这个平衡点，就是走火入魔，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造成的恶果会让人们觉得不值。
故文明社会在这一点上早已有公约：感情不能用事，理智才能用事。
这也正是现代“搏弈理论”
的出发点，是很多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
根据这一逻辑，人都被假定为利益追求者并且对利益有理性的认识，因此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可以预测和推算，如同棋盘和牌局上的各种变化，完全有规可循。
笛卡尔、亚当·斯密等思想家笔下的人，就是这样一些深思熟虑者，堪称发乎理而止乎理的模范。
搏弈理论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旅客沉默案”
。
案情是这样：假设一个行驶的汽车上有一个强盗，有两个旅客，于是旅客的利益选择有如下可能性：一，两个旅客共同选择反抗，虽然都会有一定损失，但可以制服强盗，收益为1；二，设若一个旅客选择反抗，因为强盗足够凶悍，该旅客不仅会失去财物，还可能失去生命，其收益是－8；而另一个选择沉默的旅客将从混乱中获益，比如借机逃跑，收益为6；三，两个旅客都选择沉默屈服，尽管有财物损失，但无生命之虞，其收益都是－2。
搏弈理论推定：两个旅客都同时选择反抗当然是最好的，但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联手对付强盗的事先契约，或者有契约也缺乏相互信任，所以他们都不会选择上述第一种方案，也不会选择第二种方案以舍己利人，最后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面对强盗的抢劫，全都沉默以对。
他们最可能选择一个糟糕的结果，但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如果人们确实都是“利益理性人”
，这一博弈过程当然无懈可击，在很多日常行为和历史事态那里也可以得到印证。
问题在于，人是血肉之躯，人的心智不是一个棋盘或牌局，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有情感的风暴呼啸而来，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使博弈理论中那些矩阵和算式**然无存。
以色列最大的一家报纸《新消息报》在2002年初就中东危机作过一次民意测验，其结果表明：74%的以色列人赞成政府的暗杀政策，以对付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恐怖行为。
但45%的受访者认为这样只能助长恐怖行为，31%认为这样无助于清除恐怖行为，只有22%认为这将削弱恐怖行为。
这意味着，大多数以色列人并非不明白暗杀政策将有损自己的利益，但还是支持以暴易暴，支持对自己的利益损害。
很明显，他们在这一刻大多不是“利益理性人”
，不符合博弈理论的假设，而是一群红了眼炸了肺横了心的情感人。
他们的眼睛已经属于鲜血，鼻子已经属于硝烟，耳朵已经属于恸哭，口舌已经属于泪流，两脚已经属于瓦砾，一声救护车的尖叫和几缕横飞的血肉已经取代了安全利益谋略，成了他们最急迫最重要的思考焦点。
他们也许仍在追求利益，但愤怒已经成了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们就像上述举着钢条的易眼镜一样，不惜做出日后连自己也要大吃一惊的事情。
易眼镜后来受益于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在双方均有过失的解释下实现了法庭调解，免了刑事处分，只是赔了十八万元——赔掉了他将近二十年的辛苦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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