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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信息交流和文化开放更加充分的时代，一个鲜见闭关锁国的时代，一种新的生活封闭在这里形成了。
没有任何权力机构在谋划和部署这一切，没有军队在布设路障和铁丝网，一切都是自发出现的，自由产生的，悄悄进行的。
金钱和技术是看不见的手。
这种多层次的隔离与封闭，这种完全应该写入世界监禁史的隐形化分区监禁，使意识形态同时成为了意象形态Iology，不仅是一个语言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具象清除和感觉没收的过程——或者完成于两个过程的互动。
我们也许可以寄望于传媒，寄望于书刊、报纸、电视、电话、电影、因特网等等对感觉壁垒的穿透。
事实上，有些坚守良知的传媒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让相互隔绝的族群定期探监：看不到实象，看看媒象也是好的。
当然，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窥探权，理应承担更多的理解责任，还有反监禁的行动责任——哪怕当不了职业行动家，成不了我在前面《岁月》里说到的阿梅。
他们应该知道，中国很多地方在划定贫困线的时候，把拥有电视机当作脱贫标志，可见贫困线以下的人已经不易接近传媒。
很多广告商在选择传媒的时候，注重受众的购买力而不是受众的人数，可见大众媒体已不再自动等于主流媒体，高消费群体已经有了特殊的传媒圈选，对传媒的支持可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
《纽约时报》是希望统治美国的人读的报纸，《华尔街日报》是已经统治美国的人读的报纸。
美国人早就有了这样不必大众却务必主流的报纸，并且标举着引领报业的成功经验。
显而易见，当这些传媒被广告商的雄厚资金喂大喂强，喂出所谓主流传媒的呼风唤雨，资讯筛选未必不受制于喂养者的利益，未必不受制于特殊受众的趣味、经验以及既有知识。
透过一个主流传媒，你常常可以从栏目、选材、制作风格中隐隐感觉到广告商成天盯着的那些受众：他们是广告围追堵截的对象，就其大多数而言，是一些高薪工作机器，一些大机构最喜欢的文明雇员，一些齿轮和镙丝钉似的专业化白领，说话有点木讷，营养丰富于是胖得像个穿着吊带裤的大白鼠，人文兴趣淡薄于是在技术专业之外活得像个大龄娃娃，有漂亮的太太和私家汽车，对任何新款产品兴致盎然，下了班健身洗浴，网上玩游戏或翻翻时尚杂志。
硬要参与社会的话，便躺入真皮沙发看一眼电视新闻。
如果他们的社会态度多是一套主流传媒的流行腔，想必不会令人奇怪。
流行舆论常常告诉人们：中产阶级的雅皮就是这样，一个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就应该这样生活。
他们大多数不乏正义感——如果主流传媒正在鼓动正义；大多数也说变就变地追随偏见——如果主流传媒正在推销偏见。
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态度是否正确，不在于传媒受制于权力与金钱的太多可能，而在于他们唯主流传媒的马首是瞻，脑袋逐渐被报纸和电视接管，正在日渐臣服于意识形态和意象形态的视听专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认识活动中的公共关怀能否在他们的真皮沙发上自动生长。
他们肯定无法从传媒上看到我的一些穷朋友，这些穷朋友也无法从传媒上沟通更多样的人生和人性——他们还生活在报纸发行范围之外，生活在电视讯号覆盖之外，因为电视机是狭小家居里孩子读书的干扰，或者是领到救济费的障碍，还可能因为交不起电费……我无法想象他们在一个信息爆炸时代的黑洞里怎样生存。
我知道生存空间的分区监禁再加上信息分配趋利效应正在使很多人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们在很多时候不知道他们是谁，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前几天我想去看一位老朋友就惨遭失败。
不知什么时候，那里的旧房子全部拆除，变成了一个宽阔敞亮的立交桥建设工地，变成了吊车、打桩机以及各种陌生的工人面孔。
我居然不知道他早已搬走，没法与他联系。
我知道他没有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突然醒悟到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如果他不主动打来电话，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就永远与他分别了——在一个城市的茫茫人海里。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主动联系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事需要与我们联系：印象中的他很少串门也不找朋友借钱。
我看到地图还在改变，一座立交桥抹去了一张熟悉的面容，轰然截断了人际之间的习惯性往来。
在这一个水泥的庞然大物面前，我的记忆也许会渐渐模糊，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个概念，一个似乎与我有过关系的绰号，比方说“鲁少爷”
。
他曾经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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