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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总体比较整洁，工人的劳动紧张有度。
每天的8小时工作时间内还安排有休息、就餐和锻炼的时间。
在上海一家机床厂，我还看到一名女护士一边沿着机床分发维生素片，一边询问工人们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走到每一处，都要了解人们对于进口外国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态度。
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引用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话，然后再半骄傲、半抱歉地解释说：“是的，我们有很多缺点。
我们必须向先进的国家学习——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1966－1969年的“**”
被毛泽东称作是维持革命势头的一种休克疗法。
这种对精神造成极大伤害的自我批评方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作用最明显。
在南京，我曾经同3位作家交谈过——两位小说家、一位诗人。
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除了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对革命戏剧的评论之外，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
他们还在努力地“学习”
，以便实现毛泽东说过的“一切文学和艺术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
邓锋昌（音），42岁，曾在“**”
前出版过3部小说和2本短篇小说集。
他说：“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下工厂、下矿井、下农村，去体验人民的生活。
否则，我们有什么可写的呢？”
尽管邓锋昌从1967年起就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他每月还是照拿110元（55美元）的作家工资。
目前他正在学习革命戏剧，希望自己也能够写一部。
邓还在改写其早期的部分作品，包括一部曾销售了21万册的童话集，他准备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来描绘其主人公。
邓说：“我们的一部分作品需要进行改写和重新润色。
时代在不断进步，我们的思想也必须不断进步。”
邓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主要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契诃夫、普希金、海明威、马克·吐温和沃尔特·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都较为熟悉，但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任何美国当代作家却一无所知。
邓也坚信毛泽东的话，认为“文学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
。
他比较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擅长描写普通人民——“当然他的作品还不能和歌颂工农兵的革命戏剧相比”
。
邓相信“**”
使他和他的同事能够更好地描写当代的英雄。
他说：“希望明年我们的一些新作品能够出版。”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对待性别的态度是令人迷惑的。
乍一看，中国人对性别似乎根本没有兴趣：宽松的中性服装掩盖了身体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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