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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答说：“记得在学校里你曾经给过我一些建议。
在寒冬的早上，当我不愿意起床时，你建议我猛地跳起来，由于少许寒冷的冲击我很快就觉得暖和了。
我发现信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开始很冷，但现在由于寒冷而变得暖和多了。”
周恩来很快喜欢上了共产主义的气候。
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后，他于1929年返回中国并与中国新的红色领袖——他在巴黎的老朋友李立三会合。
周恩来坚持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开始革命的策略，但当莫斯科转向毛泽东组建农民军队的策略时，他也设法转变了过来。
接着周恩来将他在黄埔军校时教给国民党员的那些军事技巧教给这支新的军队。
1936年，当共产党在中国的势力处于最低谷时，周恩来以其流畅的谈吐和极具说服力的风度从国民党编制下争取过来15万军队——这就是“少帅”
张学良的部队。
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少帅绑架了蒋介石，希望能借此停止内战。
作为延安特使的周恩来以其典型的机智使蒋介石最终获得释放，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并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接下来的9年里，国共两党不断讲和、开战，开战、讲和，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向中国的美国同盟，特别是新闻机构的记者，讲述共产党的良好意愿。
上周在华盛顿，韦德米尔将军回忆周恩来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
。
周恩来住在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所住的房间地板满是灰尘，家具也很简陋，而他一直是谦逊温和，平易近人。
后来到南京，周恩来的诚恳态度说服了马歇尔将军，后者在提及周恩来的“友谊和个人尊重”
时说，“在共产党员中确实有个自由主义的团体……他们为了建立起共产主义理念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服务。
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封建传统，代之以一个与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惊人相似的新结构。
在全力以赴的红色攻击下，首当其冲的传统项目就是原来备受中国人尊敬的单位——家庭。
婚姻，除了生儿育女这一纯功能性的原因外，只有在长期调查了双方的政治可靠度后才能获得结婚的批准。
过去的结婚典礼是向家中的长辈鞠躬，现在通常是在毛泽东的画像前三鞠躬。
只要听说配偶有“反动倾向”
，年轻的中国人被教导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党。
许多人将他们的恋爱问题郑重地提交小组会议进行公开讨论，由小组来决定某一特定事例是否可行。
共产党在努力将他们的愿望加诸其他机构——学校、寺庙、农场。
北京对基督教传教士展开持久战，使其备受困扰直至逐渐被赶出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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