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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们获得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政府与人民之间会有“矛盾”
的演说片段起，西方专家就在争论，红色中国的老领导人试图主张独立于莫斯科的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
，毛泽东曾以东方式的柔和说，“列宁提及了它们但没有评述……至于斯大林，他的意见仅能做参考。”
现在，毛泽东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修改，承认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工具。
“我们不再使用恐怖方法。”
他暗示苏联人弄错的地方是，没有认清即使在共产党政府镇压了所有有组织的反抗后，也可能会面临“内部反抗”
——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
“如果坚持使用恐怖的方法来解决内部反抗，”
毛泽东宣称，“这就会使这些反抗变为国家敌人类型的反抗，就像在匈牙利发生的一样。”
在那里，共产党因为选择了“镇压而非劝导……仅仅使事情消失了几天”
。
正确的缓和动**局面的方法是，他继续说，是鼓励公开批评，接着通过“劝说与教育”
来根除批评和导致批评的错误。
“甚至可以说，”
毛泽东称，“小罢工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指出了错误。”
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最为爆炸性的一条。
在毛泽东的眼中，容忍的罢工也许至少有两件事可称道，它将给：1.中国大众一个机会释放一点精力而又没有太大损害；2.政府可以统一对付潜在的革命。
但是，就像匈牙利和波兰曾证明过的，莫斯科只会以厌恶的心情看待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有益的小型罢工”
概念。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倡这个说法呢？答案看起来是，毛泽东首先担心的是如何解决由严重经济困难所引发的紧张和压力——而且要尽力阻止在他的土地上发生匈牙利式的危机。
在一个演讲中，毛泽东否定了一些中国官僚对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政策的怀疑：“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他不应该被批评，对于那些不听从马克思这个教导的人，我会用一句老谚语：活着时不许人批评的人，死后必遭人批评。”
此前，作为对一些非常胆怯的“花”
的鼓励，北京释放了一些象征性的艺术家与作家。
在他“百花齐放”
的政策中，毛泽东建立起比莫斯科更完美的方法，但他的修辞法需要变得朴素一些。
劝说可能会有抚慰性的声音，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只有一方是对劝说公开的，其后被劝服者必须接受“团结”
……接下来就是一种名为“劳动改造”
的劝说方式。
周恩来最近宣布：“拘押的罪犯中超过80%已得到了农业或工业中的工作”
，劳动改造——也是中国目前创造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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