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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话，我可以从不少朋友那里带回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根本用不着的‘垃圾资料’和‘垃圾设备’。”
周恩来听后笑了：“王先生，你只要一出去，即使捡垃圾，人家情报部门照样会把你抓起来。
知道吗？自从你们几位著名科学家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后，好几次有外宾问我是怎么回事？问我们是不是也在进行‘曼哈顿工程’？我只能用外交辞令告诉他们，‘王淦昌等先生做着他们所一直从事的专业，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
’你要是往国外一跑，那帝国主义的情报机构可是巴不得呢！”
关于中国科学家怎样在完全被人封锁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原子弹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为之不解的一个谜团，也是西方敌对分子经常攻击我们的一大“嚼舌头根”
的事。
直到今天，当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一方面狡辩，一方面又无中生有地炮制了一个《考克斯报告》。
这个报告谎称我国在六十年代就“窃取”
了他们的核情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门”
特别窃取了他们的“激光模拟核爆炸”
技术。
这种毫无根据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5月31日针对美国的谎言，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出：“《考克斯报告》荒唐可笑。
我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一思想是窃取。
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
这段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理论与技术，都是由我国科学家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有些技术如王淦昌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研究核武器技术的宝贵财富，同时还被外国核试验广为运用。
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的加速器物理设计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
库珀斯坦特别说，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
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
获得世界上最高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
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
但是错了。
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研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
话音刚落，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
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清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
，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和对中国作出特别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的浙江大学里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
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经说过，我一生重要的科学工作并没什么，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与新的发现才是真本事。
王淦昌毕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家，他把人类研制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及几项有可能获得最高科学奖的发现和发明并没有放在“最满意”
的工作成就之列。
仅此，我们也足可以见到一位科学大师的宽阔、深远与慈善胸怀。
王淦昌自己讲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于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实现了氘的聚变反应，四年之后人类又实现了铀的裂变。
尽管人类在裂变能源的发展方面超乎寻常的顺利，但裂变能源的探索却格外艰辛与曲折。
就像一个彩色的谜，它既令许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学家们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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