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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拖到八月份,分管企业工作的王植江便向区委书记卢凯汇报,说群众顾虑大,要不我们干部带头入股。
卢凯是个思想非常解放的书记,当年皂树村分田到户就是他在后面当后台。
现在听王植江一说金属薄膜厂的事后,立即表态:我支持你,而且也要入半股,你也入半股。
王植江听后无比兴奋,说:好,我也凑250元。
于是双港区就有了书记区长带头入股办企业的事,而且在卢凯和王植江带头入股后的一个星期内,股票很快就卖光了,共有200多人参股,共计40个股东。
双港区金属薄膜厂于1979年正式开办,当时厂里添置的一台设备还算比较先进。
双港金属薄膜厂其实是个很小的企业,但由于区委书记与区长的入股,使得它名噪一时,整个浙江省都知道了这件事。
当时争论的倾向,有赞成的,而批评和反对的则占了上风,相当多数的人则在中间观望。
持反对和批评的人认为,国家干部的工资是国家发给你用于生活消费的,现在你们卢凯和王植江却拿去投资入股,而且还要分红,这不是把国家给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吗?这符合马列主义吗?这不是剥削是什么?《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也由此展开。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争执中,参加的基层干部、学界专家都有,大家众说纷纭,反对的和支持的态度都很鲜明,而在10月8日发表的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方民生的一篇题为《不可滥用资本主义和剥削的概念——谈谈我对双港区委书记投资办厂问题的看法》文章,在这次轰动一时的大讨论中格外引人注目。
方民生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双港区委的同志投资办厂符合党的政策,应当热情支持他们”
。
《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从整体势态看,反对的和赞成的,各占一半,最后报社也非常宽容地没有肯定谁对谁错。
聪明地将结论留给了未来和实践。
“我们基层干部和群众相信实践是检捡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上面大讨论,我们下面是大干。
到1981年时,仅我们双港区就相继办起了26家以股份制形式的联户企业,整个临海县的股份制企业则达到518家。
真有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王植江老人谈到这儿,眼睛里放着光。
采访中我发现,台州的股份制到底谁是第一家,其实很难确定。
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台州农民以股份形式开办企业,“文革”
前有之,“文革”
中有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有之。
到1985年中央文件上第一次出现“股份合作”
字样时,整个台州的多数企业,其实基本上都是实行的股份合作形式。
十几年后世纪交替之时,有专家带着股份制经济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而走进台州考察时发现,这里除了一些如电力等极少的企业是国有外,已经几乎看不到国有经济,惊恐不已,悄声议论:这台州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台州人感到十分好笑,并且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我们台州怎么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台州的所有企业和台州人对国家的贡献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难道我们还有错吗?
实践证明台州人没有走错路,而且他们的经验影响了今天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台州人的股份制探索与实践,虽然从开始是由老百姓为求生存而萌生起因,到通过传统的“打硬股”
形式进行原始的实践,到后来不断完善和成熟,成为具有中国式的股份制经济模式,但它的核心和本质与西方世界所创造的现代企业的股份制经济形式,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有一点点区别,那就是台州式的股份制,它源于民众,动力于百姓,生存于自然,得益于政府和党组织的支持与扶植,因此它更具生命力。
因而它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初形式。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点提一下原中共台州地区黄岩县委下发的那份题为《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1986〕69号文件,这是中国地方党委、政府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黄岩因蜜橘和模具而闻名中外,这也让黄岩的名声远远超过台州。
黄岩现在是台州的一个区属单位,正是因为黄岩在外界的名气大,而当十多年前台州市由地区改为市时,黄岩县不得不改成黄岩区。
黄岩人为此曾经抗争了近两年时间,甚至采取非常极端的行动企图阻止黄岩被“矮化”
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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