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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佐康熙开创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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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四日，顺治帝身患“病痘”
（即天花），卧床不起，高烧不止，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
此时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其子身后之事，便授意翰林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
反映了她的思想和意向，遗诏内容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明谕立嗣。
皇太后接受太宗未立嗣的教训，避免继统斗争的重演，另外又考虑到顺治帝患“病痘”
早逝，福临的长子已死，次子福全未出痘，三子玄烨已出痘，于是遗诏曰：“朕子玄烨，年八岁，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
。
第二、异姓辅政。
皇太后想到新帝年幼，须有重臣辅政，可是又忆起顺治初年，宗室多尔衮辅政期间的种种弊病，故决定选择非宗室大臣辅政，以便控制，更为效忠，故遗诏“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保护冲主，佐理政务”
。
第三、安抚满贵。
皇太后深知，清初开国之时，以策略用人，重用大批汉官，满族贵族不满，为了安抚他们，在遗诏十四条罪己状中，有三条是向满族贵族罪己的，诏曰：“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酞为，联不能信任，有才莫展。
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罪一也”
。
以此来增强和巩固满族贵族内部的团结。
七日，顺治帝病逝，将遗诏“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使得顺康政权交接平稳过渡，玄烨即帝位，年号康熙，尊祖母为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对年仅八岁的康熙帝十分喜爱，她为了大清王朝的巩固与发展，培养孙子成为一代英主，一面加强教育，使他读书明理，提高以国事为重的个人素质，一面通过具体政务，增强他治国安邦的能力。
康熙帝曾充满感激之情说：“忆自弱龄，早失依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阁极之恩，毕生难报”
。
可见，太皇太后对康熙帝影响是很深刻的。
顺治帝死后，太皇太后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人物，所以安徽桐城的秀才周南，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她的严词拒绝。
但是她全力辅助康熙帝主政，教导康熙帝说：“祖宗骑射，武备不可弛。
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
。
虽然“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险，上多告而后行”
，因此许多重大政务的处理与她的意旨是分不开的。
1）铲除鳌拜
孝庄曾对辅政大臣深为信任，放手使用，所以辅臣权力很大，加之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机构，从而为个别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提供了可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某些政见不同，辅臣中两黄旗的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鳌拜（镶黄旗），与正白旗苏克萨哈的关系日渐紧张。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权力欲逐步滋长，他联合遏必隆，扩展镶黄旗实力，擅杀朝中与自己存有积怨的满臣，专横跋扈的作风愈来愈显著。
四辅臣在辅政期间当然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然而对处理满汉关系，却采取保守、倒退方针，在恢复祖制、首崇满洲的旗号下，歧视汉民。
使汉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当时，反清复明的战火尚未完全干息，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但满臣既缺乏治理经验，又不能与汉人切合作，以致大大妨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便使得—些投机分子逐步取得辅臣信任，为非作歹，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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