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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人的自觉行为来源于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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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已经通过论证排除了人脑中存在着固有偏好的假定，并知道我们身上的缺点也是可以消除的，那么离为政治改革论清道的日子不远了，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
有个观点，被鼓吹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上述的天性论和本能说，它宣称：在很多重要的情况下，人类的行动不是由理性决定，而是基于不可抗拒的一时冲动。
赞同这个假定的人们说：“人是一个合成的生物，支配他的力量包括理性和感性两部分。
这两种素质永远彼此对立；如同理性在某些情形下会战胜一切感性的**一样，在其他情形下，不顾一切的冲动也将完全击败判断上的迟疑。
有些人想要完全用智力来支配人并消除随时发生的外部刺激的影响，或者想象实际上可能用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内使人类从属于一般真理[1]的影响之下，有这类想法的人只不过表现出对人类天性上的某些首要规律的完全无知。”
这种说法在许多情形下是如此地流行，以至于被认为是一个不必加以探究的问题，其实它却非常值得加以细致的分析。
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正如先天论和本能说一样，它将成为致力于博爱主义和改革社会制度的障碍。
但是如果人们的知识、观点和行动不能互相结合，无论他的理性有多么的强大，也很可能表现得缺乏理性，甚至荒谬可笑。
那么这种情况一定会使一个道德改革家的前途布满乌云。
由该观点衍生出来的另一种后果是：如果人们能靠天性就成为自己思维的主体，并且都遵循真理而做出选择，那么政治学家的研究工作就要简单得多，我们就只需去发现什么形式的社会最符合理性就行了，并且可以确信，只要人们被说服去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了那种形式，他们就会为自己谋得无法估量的利益。
但是，如果人们的理性不足以完成此项伟业，如果人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持有相反的原则，那么社会中的完美理性就会夭折，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感性：愚念可能成为实现明智目的的最恰当手段，而恶行则成为传播和建立公益的最恰当方式；在那种情况下，王公贵族们所谓有益的偏见和有用的谎言，以及他们的功名利禄和绫罗绸缎都有可能成为引导和**野蛮的人类走向他们的正当目标的最恰当手腕。
[2]
以上就是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本质，它和我们要考察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力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为了更为准确地探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看看它和人类自觉行为的关系。
如果解释的恰如其分的话，自觉行为和非自觉行为间的差别是相当简单的。
如果说一种行为的产生，和人们的预见以及意愿都相悖的话，那么它就是非自觉行为。
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或一个成年人，突然让人意想不到地潸然泪下，或者虽然经过自尊心或体内其它某种情结的克制，但最终还是哭了，那这样的行为就是非自觉行为。
相反，自觉行为的发生是提前预知的，对某件事寄予的希望或附带的恐惧形成了某种刺激，它经常被冠以“动机”
这一术语[3]。
如果我们渴望**，我们就会去努力争取；如果惧怕某物，就会尽量回避——这就是自觉行为的运作方式。
在此，还请各位注意，“行为”
这个词在这里是按照物理学家所赋予的意义来使用的，指的是在宇宙间任何一部分发生的变化，而不问这一变化是必然的，还是自然的。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从上述对于自觉行为的简单而明确的解释中直接得出来的推论。
“自觉行为和人的预见力是相伴而生的，对某件事的希冀或恐惧是这种行为的动机。”
然而预见并不是简单而直接的冲动，它包含着人们一系列广泛的观察，从而使之能够从某种前因推论出相应的后果。
自觉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由人们认识到要产生的后果而引起的。
一瓶酒摆在我面前，我把它倒入杯中。
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我预见了酒的香醇会愉悦我口中的味蕾，二是由于我知道微微酒意能够给我带来些许快感，三是因为如此小酌还能表达我对同伴的善意。
但不论出于何故，如果我的行为开始变得机械或半机械的话，即半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做它，它就变成了非自觉行为。
如果每个自觉行为都是因为预见了某种结果而产生的话，那么对比和判断将永伴其左右。
行动之前人们会先对某个命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如果大脑说“这个好的或我想要这个”
，行动将紧随其后；若大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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