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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世上还有什么能比企图限制民众思想的微妙活动更为荒唐呢？即使有人愿意努力按照某种法规来限制自己的思维活动，那他究竟会失败多少次呢？此外，这种禁令和威胁反而会刺激人们的思想活动更加活跃。
我应该努力不去想这类事情：上帝并不存在；摩西和基督的那些惊人奇迹从来没有发生过；阿塔纳修斯[4]教义的那些信条是不正确的。
我必须闭上眼睛，盲目地接受一切祖先们认为是神圣的宗教观点和政治见解。
难道这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吗？
还有一种考虑，诚然它是平凡的，但是它的平凡更能证明它的正确。
斯威夫特说：“权威应该准许人们自由思考，但不准传播对社会有害的观点。”
[5]显而易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此，我们十分感激：今后无论我想些什么，只要闭口不谈，你又怎能以异端的罪名来惩办我呢（即使你很想这样）？”
因此，你唯一能做得就是惩罚观点本身，但这又是荒谬可笑的！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留思考的结论，可是，至于产生该结论的一系列思想，却是貌似无声胜有声啊！
但是，问题是“如果人们不会因其思维活动而受到处罚，那可以因为他们道出自己的思想而受罚吗？”
不，这是同样不可能的！
你有何本领去劝导大家都以告密为职业呢？假设我把肺腑之言都告诉了我的密友，你能用什么理由来劝说他在离开我以后，便立刻到法官那里去告密，使我为此而被投入宗教法庭的监狱呢？在有这种企图的国家里，会存在一种经常性的斗争——政府尽力刺探民众最秘密的交往，而人民则被激怒，奋起反抗，躲闪并咒骂他们的监视者。
这一部分内容所揭示的最有价值的问题在于：假定这一切全都实现了，我们该如何看待处于这种环境里的人民呢？事实上，虽然这一切不可能完全实现，但还是有可能实现相当大的一部分；正如虽然不能至胎儿于死地，但完全可以防止它不断成长，发育成人。
假设这种企图通过政治制度限制民意的主张是出于对人类美德的善意关怀和为了防止人类自身的堕落，那么这个目标究竟最终能否实现？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样两个国家：一国的人民对于自认为正确的事情敢想、敢说、敢做，并且没有任何人出自虚伪的动机去阻止他们选择正确的道路；相反，另一国的人民对于人类所探讨的重要问题通通不敢说、不敢想。
试问，还能有什么比这种怯懦更加卑劣呢？思想遭到这样破坏的人还能有什么崇高的理想？这种最为卑微的奴隶状态能将人类引入真正完美的境界吗[6]？
还有一种观点，虽然大家对它可谓耳熟能详，但仍然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避免错误”
这一问题上，政府的表现并不比个人好多少。
如果前面论述[7]里尚包含一些真理的话，那么，从国王的内阁和国家的议会那里得到的结论很少有可能像关在书房中搞研究的理论家们的一样地正确。
但是，抛开可能性的大小问题不谈，出于常识和客观事实，我们都可以认为，内阁和议会彼此的政见往往存在着差异。
另外，有哪种宗教制度或政治制度未曾受到过政府的保护？因此承认它的保护，不仅使政府有权把某种观点强加给被统治者，甚至还等于赋予了政府直接任意禁锢人民思想的权利。
无论何种宗教：非基督教和基督教，穆罕默德、佐罗斯特[8]和孔夫子的宗教，无论何种政体：君主制度或贵族政治，都同样值得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永久保存下来吗？难道改革真是人类的最大灾难吗？难道我们永远不应该希望进步和改革吗？难道任何政权变革和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后果都是弊大于利吗？任何一种主张取缔异端的推理都能最终得出这样一条“公理”
：认识真理和采用正确的政略原则乃是与人类幸福毫不相干的事。
这里用来反对取缔宗教异端的论证也同样适用于论述为何要反对取缔政治异端的问题。
一切肯动脑筋的人首先想到的一定会是：如果有种制度永远不许被审议，其优点虽鲜为人知却又必须常被歌颂，那它究竟是什么？禁止审查法令制度的合理性对社会是有利的吗？难道我们只准讨论临时性条款的利弊，而不准涉及组织原则里是否存在根本性错误的问题吗？理智和良知一定会使我们预想到这种神圣不许审议的体系肯定谈不上好，而且还会使我们怀疑：这种经不起探询的目光注视的体制一定还存在某些根本性的弱点。
此外，虽然我们可以对宗教争论的重要性有所怀疑，但关于人类幸福同政治科学的进步有重大关系这一问题却不应该有任何怀疑。
的确如此，人们思考的目的就在于要对他们所处的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过去有人还曾为此争论过，但在目前人类所处的境况下，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明确了。
我们不能再根据不知者不怪罪的借口来凡事加以宽容了。
如果统治者现在还说：“让那些无事忙的理论爱好者去争论他们的去吧”
，并且认为他们的争论肯定同人类的幸福没有丝毫关系，那说明他们不仅对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疾苦漠不关心，而且还昏头昏脑。
其实，民意一旦被划入政治社会范畴之内，便会成为一种最有力的工具。
荒谬的见解、迷信和偏见向来是篡夺行为和专制政治的真正支柱。
研究精神和人类思想的进步现在正从根本上震撼着长期以来把人类禁锢在奴隶状态中的那些堡垒。
实际情况就是：在这个时代危机中，我们的统治者和维护社会安宁的人士将何以自处呢？
过去，很少有人声称要一个宽松的政治舆论环境，是由于大家都认为民意没那么重要；现在我们主张容忍异端，是因为打压异端往往会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是因为只有容忍才能让一些必然要发生的变化以一种温和而顺畅的方式进行。
近来，研究政治的人们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新的见解实行取缔是否实际可行。
有人举出一些实例，说明这看来已经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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