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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人的内在状态是永远处于变动中的，每个人都是我们无法留住的Proteus[1]。
以我的行为为例，我现在所能做的将远不及我今后两三年可能有的成果，因为目前的我不得不受某些局限性的影响，如我对某些事情的无知、对某些事情的生疏以及可能沾染上的任何错误习惯。
但是，在今后两三年的生活中，我也许会克服掉许多这类不利因素，那时我就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仅如此，单说我现在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会随着刺激我的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当一个人被置于一种有力而感人的环境中，他常常会发现自己具有或者马上能够获得以前任何人都不认为他能有的能力。
因此，在确定道德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不肯定的情况。
只有当我们对一个人的能力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并且把他的能力和他的贡献做出一定比较后，才能够有把握地确定他是否可以被称为有道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困难。
当我们考察一个人的道德时，应该只考虑他的动机呢？还是应该像在绝对意义上去理解道德那样，对于他行为的动机和可能的结果都加以考虑呢？常常有人主张前者。
但是，这种主张伴随着严重的困难。
首先，对我们普遍理解的恶行而言，其动机乃是纯粹消极的。
美好的初衷对善行来说是必要的，但恶行的出发点并不一定是恶意或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满足感。
只要行为者由于疏忽，而未对关乎大众福利的事作出善意的考虑，他的行为就足以等同于罪行。
我们之所以这样应用这些道德术语，基于以下考虑：人们在评判别人的功过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他所造成的实际利益或害处，至于造成这种利害的意图，只把它看成维持这种结果的因素。
其次，那些最伤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时常出自非常正大光明的动机。
最坚决的政治暗杀者t[2]、Ravaillac[3]、Damiens[4]和Gerard似乎都对人类永恒幸福怀抱着深深的渴望，为了这些目的，他们牺牲了舒适的生活，愉快地为自己招来折磨和死亡，但当他们在Smithfield[5]纵火、在圣巴塞洛缪SaintBartholomew拿起匕首的那一刻都有可能心存善念。
炸药叛国案（theGureason）的主谋者，总的说来都是以生活严肃、作风朴素而著称的人。
那些自称为研究道德问题的专家似乎很少全面地探讨过宗教骗局的实质问题，或是坚忍不拔的事业心的实质问题。
要一个人拿出热情来推荐他并不认为真正值得赞美的东西，恐怕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了；要一个人孜孜不倦地从事于他并不相信会在某一方面产生广泛益处的事业，也是一件再困难没有的事了。
当Becket大主教对抗亨利二世的全部努力，并且坚定不移地忍受各种侮辱时，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位教士的桀骜不驯、他那种乐于踩在帝王头上的无止境的野心和他那种满足地接受群众崇拜的无限虚荣心，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他把自己看作是上帝事业的战士，并且希望死后戴上殉道的冠冕。
容易轻率而肤浅地做出判断的人断言：欺骗别人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意识的。
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反而，自欺欺人才是最容易的事。
一个人，十分渴望证明一个命题是真理，他就有可能无意识地倾向符合于自己愿望的意见；一个人，若能考虑到人类思想的微妙[6]，就不会怀疑：信仰永远不应仅仅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因为论证总是借助于令人迷惑的媒介，这些证据可能被夸大成阿尔卑斯山或缩小为零。
我们形成某一见解的依据是复杂的，正如我们行动的动机也是复杂的。
大概没有任何错误的行动从完全单纯的动机出发，那些认真的暗杀者和迫害者的初衷大概也搀杂着野心、虚荣、仇恨以及恶意，但是他们却仍旧可以完全欺骗自己，在扪心自问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无罪。
他们的有害行为，如果单纯从动机上来看，可能和那最值得称赞的道德行为同样纯正。
第三，拿那些动机最为纯正、旨在增进大众福利的行为来说，其根源也不是单一的。
我们已经证明成年人的每一个单独行为都有很多动机[7]，而且并不会认为这些动机中不会参杂那些不正当的、卑鄙的、与对事物的公平评价（这是道德的真正基础）相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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