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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会像雅典人那样，讨厌听见阿里斯蒂德斯总被称为正直。
这样，美德就会常常成为无知和嫉妒的牺牲品。
因此，人类思想在进步到最高阶段时所能想到的一切，不论多么开明和优雅，都会时常被极度放肆的**和野蛮愚蠢的粗暴意图所压制。”
任何建立了民主原则的地方，如果都不可避免出现这样的情景，那么人类的本性的确是不幸的。
要设计出一种不含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或者民主政体成分的统治形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对前两种政体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看来，不可能有比它们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更大和更根深蒂固的了。
从它们所依据的原则得出来的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乃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不公正、最堕落和最邪恶的景象了。
因此，如果根据任何证据足以使民主政体也降低到跟这些既不公正又无理性的畸形制度同等的水平，那么我们对人类未来幸福的展望，就的确是值得悲叹的了。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假设我们不能不采取这样一种民主政体——具有人们附加于其上的一切缺点的——而又不能找到任何对待这种缺点的对策，它也还是要比所有其他形式更为可取。
以雅典为例，即使它有过那一切骚乱和不稳定，有过庇西斯特拉妥和伯里克利的得人心而又温和的篡夺，有过那种可怕的贝壳投票流放制度——他们利用这种制度，习以为常地以毫不掩饰的不公正，就将一些杰出的公民不予定罪便加以流放，有过米太亚德的入狱，阿里斯蒂德斯的流放和福季翁的谋杀——即使有过这一切的错误，但无可争辩的是：雅典曾出现了比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国家都更为辉煌和更令人钦佩的景象。
谁能够只是因为同时存在有一些不法行为，就否认他们对美德和独立精神的殷勤热爱呢？谁能够，只是由于他们偶尔屈从于放纵和急躁，就不留余地地谴责他们敏锐的心思、灵活的辨识力以及热烈的感情呢？雅典人民有过这样非凡的成就，这样优美的文化，他们快活而有节制，华而不奢，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世界上所曾经见过的最伟大的诗人、最崇高的艺术家、最完美的演说家和最公正的思想家；难道我们可以拿这样的人民，拿这个产生爱国主义、独立精神和高尚品德的圣地，同那种无情而自私的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国家相对比吗？看来平安无事并不是幸福。
比起那种使人类思想最高的智能转向腐败和阴毒的平静死水，有点暴乱和动**不安反而要更好些。
通常在评价民主政体的时候，让我们产生判断错误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以为人类就是像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把他们造成的那个样子，并且根据这一点去判断他们在管理自己的事务上的是否适应。
如果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趋向不是破坏它们国民的美德和智力，它们就不会成其为邪恶的了。
最有必要的事情在于消除一切阻止人类思想发挥其真正力量的障碍。
轻信、盲目屈从权威、怯懦畏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忽视自己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可能实现的良好意图——这一切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
民主政体使人类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通过消除权威和压迫来教导他们只听从理性的指示，使他们有信心敢于坦率、朴素地对待所有其他人，劝导他们不再把别人看成是应当防范的敌人，而应看成是应当加以帮助的弟兄。
当民主国家的公民看到盛行于周围国家的压迫和不公正时，他们不得不万分尊重和珍视自己享受的利益；从而能够最坚定地下决心去保卫这些利益。
民主政体完全是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消极的，但其效果却是无法估量的。
根据现在看到的人去推断将来可能会改变成什么样子了，没有比这更不切实际的了。
如果我们运用严格而精确的推理，就不应对雅典有那么多的成就而感到惊异，而首先应该对雅典还保留这样多的缺点感到疑惑。
人类进步的道路是最为简捷的，即只要求做到言行都符合真理。
如果雅典人在这方面再花点工夫，他们就不可能产生那么严重的错误。
诚实而坦率地对待所有的人，公正地执法，一旦这些原则完全实行就会产生最良好的效果。
它们开启智力，使人们敢于通过自己的判断来下决心，并能剥掉谣言误说的华丽外衣。
在雅典，人们心甘情愿地受着光彩和外表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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