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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论宗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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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民意实行政治“保护”
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在当今世界上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把国教奉为神谕。
我们不妨以英国国教为例，按照它的制度，其教士必须接受三十九条严格的教规，这些教规几乎涉及了道德和哲学研究的一切问题。
我们在这里只能认为：从地位仅次于皇族亲王的大主教到国内最卑贱的副牧师，以及这个教会的全部荣典和收入都是被用来支持一个让人盲目屈从的、卑鄙伪善的宗教制度。
在这个由人数众多的教士构成的阶梯组织中，有谁能够拥有自由思想吗？在他们之中哪个人能够扪心自问，敢以他的荣誉和良心为担保，宣布他从职业中所得的钱财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这种设想是荒唐可笑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诚实而有见识的人所能说的，最多也不过是：“我希望没有影响；我力求没有私心。”
第一，国教的制度乃是一种让人盲从的制度。
在一切有宗教组织的国家里，出于仁爱，国家可以关心属民的生活方式和民意，从而公开鼓励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从事道德品行的研究。
我们不免要问：什么制度能比宗教更加有利于公众幸福呢？道德品行是人类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而且当人们通过不断的充分教育和对这些课题的专门研究，也能指望得到良好的效果。
但是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人手里的教典，从一开始就在发挥约束作用，使他们从一切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必须与之相符。
本来，科学的发展趋势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从最渺小的开始进而得出最值得赞美的结论。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却先下了定论，并且用承诺和惩罚来束缚人们，使他们不能在前辈的科学知识基础上有所发展。
固然这种办法原是用来防止堕落和败坏的，但是不幸的是，它也没有为可能的前进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这种办法建立在对思想本质的极端傲慢和无知的基础上，使思想则永远不可能进步，相反，一定会使它堕落和败坏的。
第二，制定一本必须遵奉的国教教典，其目的就是使人们成为伪善者。
要理解这一点，只需回忆一下那些“天才”
是如何使用各种各样的托词，为英格兰教士屈从于加尔文教义一事作辩解的，就足够了。
在此，有必要顺便提一下相关背景信息：虽然我们教会的信条是以加尔文[1]教派的教义为基础的，但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教士们一直认为它的反对派——阿尔明尼乌斯[2]派的教义才应该被顶礼膜拜。
为促成这一“转变”
，人们写了许多著作用来证明：虽然这些信条表现了加尔文的意志，但是人们还是可以对此阐释不同的见解，从而皈依者有权利用这种不同的解释。
另外，还有一群教士把他们的理由建立在第一批改革家们的优良品质和善心上，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永远不会想压制人类的良心或者妨碍他们进一步获得知识。
最后，还有许多人把这些教义当作寻求心灵宁静的信条。
他们推理说，虽然你不相信它们，但是，如果你总是纵容自己不去反对你认为是有辱神圣的东西，为了避免罪上加罪，你可以让你自己对这些条文假作信仰。
如果只根据历史的证明，人们也许认为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大群人被指定为人类的教师，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他们摒弃世俗的野心；因为世上向来有这样一个假定——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人类的美德和神圣的真理才得以保存，所以人民有责任供养他们；然而这些人的工作却是从事一种诡辩，诡辩的目的竟是证明人们应该同意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但事实上，他们自己对这些自相矛盾的遁辞也是半信半疑。
但问题是：如果他们不相信自己所信仰的，那么在这种毫无原则的人身上除了堕落还能看到什么？他们前额上烙着这样一种不名誉的戳记，还有什么颜面来劝勉别人德行高尚呢？如果他们真正信其所说，那他们又具有多少辨别是非的能力呢？难道我们能相信：一群能够如此公然歪曲理性和真理的人，从事他们的职业时，对大众品行的培养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吗？换句话说，我们能不拿他们违背自然的做法和不幸的处境同他们所能具有的智慧和德行相比较吗？如果听凭他们发挥他们原本的作用，以同样的勤劳和努力，毫无疑问，那是一定会产生这种智慧和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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