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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场面并不少见，而且有时它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往往在作了许多修正以迎合专横的妄求者的腐朽兴趣之后，最后还有一项巨大的工作，那就是要把一团混乱的东西变成为合乎文法的可以理解的形式。
这一切就这样而告结束，以不可容忍的凌辱理性和正义的方式，以计算数目来决定真理。
这样我们习惯于视之为最神圣的，这一切事情，最好也不过是为议会中那些最没有能力的人所决定的，而且经常还是在最腐败、最没有名誉的意图的影响之下所做出的决定。
最后，如果我们回忆一下，那种把社会当成道德上的个体的谬论是如何地荒唐可笑，那么，国民议会就更加不会得到我们积极的认可。
企图对抗自然的和必然的法则是徒劳无益的。
不论我们有什么独创性，一大群人还是一大群人。
没有同等的能力和同样的理解，什么也不能使他们在精神上团结在一起。
只要人类思想的多样性依然存在，就不能用其他方法把社会力量集中起来，而只能由一个人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领导其余的人，并以一种机械的方式来雇佣他们的劳力。
这种劳力，不论是他们的物质力量或者是以他们的品德为基础的力量，正如利用工具和机器的力量一样。
一切统治或多或少地相当于希腊人所说的暴政。
不同的是，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的思想一贯受着民意被强奸的压制；而在共和制国家里，人们的思想则保留了较大的自由，而强奸民意的行为也更易于适应舆论的变化。
在一切欺骗当中，集体智慧产生的谎话是最为露骨的。
社会的行为永远不能超出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建议。
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如果把社会当作一个行为者，那么社会能否真正等同于组织社会的某些个人呢？社会上最聪明的成员在社会上占实际领导地位，姑且不去追究这到底有什么根据，但我们总会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即不论实际领导社会的人有多高的天赋和智慧，他以社会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和他在情况比较简单、负担比较轻松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为比起来，将不会那么善良，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主意。
这两个理由是：第一，在知道能够假借社会的名义来掩盖自己责任的时候，很少有人是不会去冒这个险的，而会采取比用自己的名义所要采取的在动机上不那么单纯或在行动上不那么保险的措施。
第二，以社会名义行动的人，失去了在个人性格上所可能有的活力。
有大群的追随者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必须考虑这些人的心情，而且必须迁就这些人的理解力。
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时常看见一些具有极高天分的人，一旦陷入繁忙的政治事务中，就会退化成为平庸的领袖。
有了以上推理，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国民议会，即为了达到调整地区之间的分歧，以及讨论如何抵抗外敌入侵的最好方式这个双重目的所组织的议会，尽管在某些场合下必须依靠它，但却应该尽可能少地采用它。
或者就像古罗马的专政者那样，除了在非常时期，其他时候根本就不选出这种议会，或者可以让他们定期开会，比如说每年开会一天，但是有权把会期延长到一定限度，以听取选民的控诉和意见。
这些方式中，第一种方式比较可取。
过去的几个理由都足以说明，除非是迫于形势的需要，一般情况下选举本身就不适合被采用。
提出产生正式国民议会的办法也许并不困难，只要有一定数目的地区提出要求，就可以举行一次普选，这将会最适合过去的习惯和经验。
完全根据那些要求采用这种措施的地区来组成两个乃至两百个地区的国民议会，将会是最符合绝对便利和公正的原则的。
很难否认，那些曾经被人大声喊出的反对民主主义的异议，用在现在所描绘的这种统治形式上就会没有价值。
这里我们会难于找到任何这样的漏洞，如可以产生骚乱、多数群众由于沉醉在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形成的暴政、少数人的政治野心或者是多数人的不断猜疑和互相防范。
在这里，煽动者也找不到任何机会，即可以使一般人成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我们期待，在这种社会状态中人民会了解和珍惜他们的幸福。
之所以大多数的人类如此经常被那些无赖所愚弄，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制度的神秘性和复杂性。
一旦消灭了政治中的神秘性和复杂性，最简单的智力也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戳穿政治骗子想要对人民加以迷惑的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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