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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理性的研究家不应该说：“这些事情全都是必要的，但是我没有参预这些事情的义务。”
如果这些事情是必要的，它们就是为了公共的福利，因此也就是善行，是任何公正的人都不会拒绝做的事。
个人在这方面的义务，正像独立国家在战争问题上的义务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君主们经常实行的政策是尽人皆知的。
君主，尤其是那些最活跃的、最好大喜功的君主，对于扩张领土有一种不可抑制的狂热。
即使他们的邻邦没有任何不友好的侵略行为，也永远不能充分保证他们不产生野心。
他们固然要找出些似是而非的借口来掩饰他们的暴力，但是谁都知道，即使没有这种借口，他们也不会因此就放弃他们所寻求的目标的。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自由人的国土遭到这样一个暴君的侵犯，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只用理智的力量就可以使我们的侵略者自动放下武器。
如果我们决心像清教徒那样，既不反抗，也不在能够避免的情形下向他们屈服，这也许能够避免许多流血，但这样做一定会产生一个更长期的弊害：他们会在我们国内派遣驻军，并且经常用非正义的行为来折磨我们。
即使我们甚至承认：如果被侵略的国家始终如一地卑躬屈节，侵略者就会对他们那无结果的掠夺行为感到厌倦，这种想法也并不能证明什么。
目前我们打交道的不是君子之国，而是那些在民众的德行中掺杂着软弱、动摇和不坚定的国家。
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研究那种可以给这样的国家带来最好结果的办法。
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危害最小的方式来迫使敌人迅速撤离我们的国土。
个人自卫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容忍一个企图杀人的凶手把我的生命或另一个恰巧对社会特别有用的成员的生命当成他的牺牲品，看起来，从这种容忍产生的利益是不会同从之产生的害处相当的。
在这种情况下，容忍将是一种怪人的行径，它的影响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看起来，我应该在这个恶汉执行他的计划时逮捕他，虽然这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强制手段。
一个一贯犯罪并且以破坏社会秩序为职业的罪犯的情形，同这些情况显然是相似的。
我应当拿起武器来反抗侵犯我国家的暴君，因为我的地位使我不能用道理说服他、使他放弃恶念，并且因为我的同胞在受压迫的环境当中不能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应当拿起武器来打击国内的破坏分子，因为我既不能说服他，使他断绝恶念，又不能说服社会采取一个既可以维持社会安宁又能废除惩罚手段的合乎正义的政治制度。
为了理解履行这种义务的最大限度，我们有责任指出，一般所理解的无政府状态跟一个设想得很美妙的没有政权的社会形式是极不相同的。
如果英国政府明天被解散，除非这种解散是事前传播在居民中间的并符合对政治真理的一贯的、成熟的见解所造成的结果，否则它就不会不引起暴力行为。
一些个人，摆脱了他们惯于受其约束的恐怖，但是还没有被置于全民监督的那种比较愉快和比较合理的约束之下，或者还没有相信互相忍让的明智，他们会干出许多非正义的行为，而其他的个人只是为了希望消除这种不法行为，就一定会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联合起来，对这种行为进行强力的镇压。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正式政府所具有的一切弊害和强制性的约束，而同时却又失去了这种政府给我们带来的仅有的好处——平静而闲适的生活。
这里或者有必要对无政府状态的弊害作一番比过去更加中肯的研究。
这样一种探讨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标准，一方面借以辨识各种制度的相对价值，另一方面借以判断排除普遍暴力和**所必须使用的强力的确切程度。
从性质上看，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寿命不长的祸害。
它所造成的祸害越可怕，它就越能迅速地走向消灭。
虽然如此，我们仍有必要来研究一下：在一定时期内它会造成多少祸害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它才会走向消灭。
在无政府状态之下，首先遭到牺牲的就是个人的安全。
凡是有仇人会暗算自己的人们都要担心仇人的匕首。
我们无庸怀疑，在最坏的无政府状态之下，很多人由于侥幸的默默无闻可以暂且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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