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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他告诉我们必须把错误当作错误，把成见当作成见来珍爱的时候，他就同时自己揭开了幕布并且破坏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当我们的上级和有识之士的任务仅仅只是欺骗我们的时候，这个任务是简单而又明确的。
可是一旦他们开始著书立说来使我们相信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欺骗，那就可以有理由怀疑，他们的体系是在走下坡路了。
如果最为伟大的天才与最诚恳而又最善意的拥护者在从事于如此没有希望的工作时，竟不能写出一篇清楚而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来，那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如果经过仔细检查，维护这种理论体系的观点，必然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最站不住脚的观点。
这种观点企图证明我们必须不受理性的支配。
证明！
怎样证明呢？当然必须根据推理。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加矛盾的呢？如果我不应该相信从与事物相关的真正价值的推理中得出来的结论，那么为何应该相信你那些把受欺骗说成有利的理由呢？是你自己把你自身的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
如果我必须在一个问题上拒绝理性的支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使我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又接受这种支配。
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道德上的理由和诱导，只单独与对后果的估计一致。
那么什么东西能代替这种估计呢？由于根据道德的本性，讲求道德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考虑到一切后果，因此就不是一个与此相对立的估计；因为考虑后果是同道德和实践中的智慧唯一直接相联系的事情，因此也并不是任何其他东西。
一旦我放弃了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理解到的知识，一切劝告、说服或者信念必然都将归于无效。
如果我有任何理由能够在一件事情上不承认推理和推理的可靠性，那么在一切其他事情上，我就都可以根据这个理由同样地予以不承认。
在任何情形下，一个人如果故意不使用自己的认知能力，他就注定将永远受偶然和任性的摆布，甚至只是根据由精神错乱和疯狂带来的最荒唐的梦想来决定自己的方向，而不会一贯根据示范的结果。
[1]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
在本书论述过程中曾多次引用卢梭的言论；作为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作家，这里似乎可以对他的一般优缺点略置一词。
由于他开始写作时那种大胆的主张，即认为野蛮状态乃是人类的纯真而应有的状态，他一直被人们所嘲弄。
其实只是由于犯了一个非常轻微的错误，他才没有看到本书所要证明的相对立的见解。
他只是把他所歌颂的对象错误地当作是有政府和法律以前的时期，而不是在政府和法律被废止后可能随着出现的时期。
在他描述最初使他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学家的对于真理的热衷体会时（见‘致马尔舍布斯的第二封信’），很明显他并没有提到他的根本错误，而只是谈到了导致他犯错误的那些公正的原则。
教导人们知道统治者的缺点是不断造成人类罪恶的唯一源泉，他是第一个这样的人。
爱尔维修和少数其他人则是从他那里接受这一原则的。
他所看到的还更进一步，他认为统治无论如何改善，也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利益，而这是爱尔维修等人所没有看到的。
这一原则后来（也许并非由于受到卢梭著作的启示）在托马斯·潘恩著的《常识》的第1页里，得到了极其精确而有力的说明，但是并没有对其加以发展。
尽管卢梭具有伟大的天才，但他也充满了弱点和成见。
整体上而言，他所著的《爱弥儿》，或者应该被看作是世界上迄今有过的哲学真理的总汇之一，尽管里面还含杂不少荒唐和错误的地方。
在他专门研究政治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和《波兰问题研究》中，似乎江郎才尽了。
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家的优点上，我们不应忘记补充：或许雄辩这个词用来描述他比描述任何其他作家写文章的方式都更加确切。
[2]这是在伯克先生的《法国革命感言》以及许多其他古今著作中关于统治这个问题的最为常见的论点。
[3]参见第一篇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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