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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应当发展一种比现有状况更密切的、更互信的交往；但是人类的政治社会之间并没有任何利益需要说明和调整，除非产生了过失和暴力。
一些神秘的欺骗政策一直为各国政府所注意，但这个理由立刻使这种欺骗政策不再有任何重要目标。
面对这个原则，一切陆海军军官、大使和谈判代表，一切为了悄悄访问他国、刺探他国机密、调查他果的计划、建立同盟和反同盟等等而策划的一系列阴谋诡计，都会变得一文不值。
政府的开支可以被取消，而随着开支的取消，随即也就失去了它征服和破坏人民德行的手段[6]。
政治学上的另一个巨大的坏名声——按人口计算领土面积有多大——同时也被完全消失了，哲学家和伦理学者们曾交替争论过领土广大到底是最不适合于君主政体还是最不适合于民主政体。
在未来进步的状态下，将来的人类面貌将可能依据这样一种政治，这种政治在不同的国家中将具有相似的形式，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本领和同样的需求。
但是在这种政治中，各个独立部门却只在狭小的范围内具有权威，因为邻近的人对于彼此情况最清楚，对这些事情也能够完美地胜任。
除了在外部安全上具备有利条件外，我们想不出广阔的领土比有限的领土好在哪里。
不论政权的抽象概念中包含什么邪恶因素，它们都由于权限的扩大而变得极端严重，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一定会变得缓和。
在前一种情况下，野心的可怕程度也许不亚于瘟疫，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没有这样的表现。
民众的骚乱就像洪水，如果流经的范围很大，那么就能产生最悲惨的后果，但是当它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时，它就会变得温和而没有害处。
理智和公正恰好是一个有限制的团体的明显特征。
的确，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伟大热情产生伟大的才能；而在小国寡民的平稳环境里，智力可能会衰退到停止发展。”
如果这个观点是真实的，那倒值得进行认真研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里所提出的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人类本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而想要给广大民众造福的人，一定会有比过去更令人鼓舞的前途。
在国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而还没有达到发达水平的时候，把我们所享受的幸福和邻国所表现的不公正进行一下比较，这种比较也会成为刺激我们努力发挥的一个外来因素[7]。
野心和骚乱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从政权中产生出来的弊端，其原因是，政权把一致和联合的习惯推广给了大多数的人民。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跟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弊端，政权的目的是镇压这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暴力，因为这些暴力可能危及甚至破坏社会及其成员的福利；而它所使用的手段则是一种更为正规的强制和暴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把个人的力量集中起来，而要集中个人力量的方法通常仍然是强制。
前面已经讨论过强制的弊端[8]，即便是对违法者或被控行为不良的人实行强制也无法做到不会产生伤害。
在某些公共利益问题上，社会的多数可能会对跟他们有不同意见的少数采取强制措施，至少第一眼看起来，会引起更大的非难。
的确，这两种做法看来都是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
在第一种情况中，恶行无疑也只不过是判断的错误，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企图用暴力来纠正恶行是绝对不对的[9]。
少数人如果是错误的，也完全属于同一普通种类，虽然他们错误的大小也许跟前者不同，但是人们很难同样认可这种情形也必须受到强制的纠正。
例如，如果人类对脱离分裂的思想比较熟悉，那么少数人由于意见分歧而分裂出去，从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的倾向上看，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罪犯所违犯的最明显的社会正义原则的行为。
这种情形同侵略战争或自卫战争相类似。
对于少数实施强制的时候，我们屈从于多疑的情绪，它使我们觉得反对党今后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反过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先伤害他。
而在对一个罪犯实施强制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在驱逐一个侵入我们的国土而又不肯退出的敌人。
政权只有两个合法的目的，即在社会内部镇压个人的非正义行为和防御外敌的侵略。
可以不断地对我们提出要求的，只有第一个目的。
只要我们的组织达到一定的程度，使我们有余力成立陪审团来审理社会中个别成员的违法案件，并解决在财产方面可能发生的纠纷，那么第一个目标就完全可以实现。
当然，违法分子可以很容易地逃出这种小范围的司法管辖权。
因此，乍一看，似乎邻近的区域[10]或管辖机关必须采取同样的管理办法，或者至少不论他们采取的是什么统治形式，只要他们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共同排除或改造一个罪犯，因为这个罪犯的行为对我们和他们都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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