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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朝贡和严厉的海禁并行，是明清对外政策的主线。
但是，强硬的海禁并不能打压蓬勃的东亚贸易，对朝贡体系的保护和规范作用也很有限，反而导致了官方与民间、表面与实际“两张皮”
“两个面”
，相互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少。
以泱泱大国自居的明清王朝，对此浑然不知。
朝贡思想的内向性及其规划的内容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行为僵化。
这个体系本质上是保守的，清朝沿用明例，雍正朝沿用顺治朝旧例，乾隆朝沿用雍正朝故事，“定例”
“依例”
等字眼充斥各官方史料。
大如请求贡使进京的题本在“繁复迟缓”
的内阁中层层处理，小到国子监中琉球生的草铺拆除也要各方互相知会。
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国，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球案”
。
其中有一个讨论的焦点便是清朝是否知道琉球的两属状态（琉球在向中国朝贡的同时，也受萨摩藩控制，向萨摩进贡）。
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盲目闭塞，不知道琉球国情的可能性比较大。
并不糊涂的左宗棠于光绪七年（1881年）上奏就承认：“日本与琉球共处一方，由来已久。
琉之为日本属国与否，中国无从详知。”
在对日本交涉中，清政府官员，甚至是作为外交决策者的李鸿章，也部分迷信了日本关于琉球完全附属于萨摩的“论断”
了。
对最频繁亲近的藩属的国情都如此，可见中国的对外关系闭塞无知到了何种程度。
比无知更可怕的潜在危险是虚弱。
站在东亚朝贡体系顶端的中国，内里其实是虚弱的。
清代专制统治大为加强，事无巨细，俱决于皇上，在对外交往中，整个官僚机构运作机械，暮气沉沉。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九月，乾隆下旨整肃江南吏治。
乾隆承认官员们以无事为福，上上下下一团和气，生怕多事，一出事不是茫然无措就是拼命推卸责任。
这样僵化的朝贡体系注定异常脆弱。
道光年间，英人数千来犯。
清朝统治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战和不定，举止失措。
沿海各省矛盾重重，反应迟缓。
因循守旧的清王朝遭受沉重打击，东亚国际体系也遭受到了第一次直接的根本破坏。
东亚国际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
而其迹象早在乾隆年间便已相当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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