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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技术性规定外，权力因素逐渐攻占科举的方方面面，埋葬公正公平原则。
科举兴起，权力因素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外，但在实践中始终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渗透进来。
考虑到科举关系国家权力要交给何人掌握，关系到王朝的长治久安，历朝历代都将科举制度视为天下政务的“根本”
，领导重视、制度严密、奖惩鲜明。
犯案者夺名、杀头、抄家、全家罚作奴仆，可犯案者依旧前赴后继。
科场舞弊治而不绝，从未断过。
明清科举彻底被权力因素所攻陷。
《清稗类钞》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科举的实际情况：每科五六月间，是确定正副考官、同考官的时候。
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开了锅，有权有势者开始预做准备，或晋谒、或贿赂已经或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
考生入场的时候，正副考官自己中意要录取的门生亲友、监考官员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再加上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如麻如粟，占去了大部分的名额。
考官们与其说是在阅卷，不如说是在权衡各方关系。
关系户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考官们必须反复推敲，比真正按照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加辛苦。
他们先按照打招呼的人的官爵高低来录取嘱托的关系户，如果官爵一样高，那就先录取升官潜力大、党羽多的人嘱托的关系户；其次是按照贿赂的多少来录取关系户，如果考生给的钱一样多，那就兼顾一下名声的高低、答卷的优劣。
最后的录取名单，写上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之后就没有几个名额了，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孤寒考生，列名其上，以塞人口。
顺天府的科举，因为地处京师，弊端最深。
顺天府科举的正副考官和同考官们，一般是京城里的高官显贵，不用皇帝公布名单人们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有能力者早早地就有针对性地做这些人的工作，“辇金载宝，辐辏都下”
，“按图而索”
，“万不失一”
。
科举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助长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只知有举业功名，不知有天下和百姓，只知有官爵品级，不知有人格和善恶，进而连累全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官本位思想。
功名恶化为评判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腐蚀了社会的道德良知。
一部《儒林外史》汇集了许多活生生的例子，书中满是触目惊心的话：“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甲科出身。”
“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
“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荣宗耀祖……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先秦时代的读书人就有很功利的利禄思想，将学问和能力作为追求富贵的工具，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
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只要它没有充斥于整个脑袋，没有成为言行的主流就行。
政府也很早就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士人，只是，科举制强化了这种做法，放大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
它把科举入仕捧为官场正途，视其他途径都是异途，给予有功名的读书人极大的实利和虚名，让社会错误地在“荣华富贵”
“科举功名”
和“读书应试”
三者之间画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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