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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正在大规模积累资金的英国人，怎么能忍受一个劲儿地往外掏钱呢？这些大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倒爷翻来覆去找不到正当的竞争途径，那就只能走旁门左道了。
于是，鸦片成为英国人的选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中国的贸易特权，把印度、孟加拉逐渐变成重要的鸦片产地，急速发展对华鸦片走私。
1821年输华的鸦片为五千九百五十九箱，1830年达到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箱，1838年达到四万零二百箱。
鸦片进入中国，逐渐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烟馆。
西方商人的最终目的不是卖鸦片赚钱，而是占领整个中国市场。
勃兴的西方体系也需要把中国纳入其中。
输入鸦片完成不了如此重大的任务，西方商人迫切需要在中国获得通商口岸，持续、大规模地进出中国市场。
口岸是正常贸易的题中之义，可中国奉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广州一地通商。
就连广州，也不是正常的口岸，外国人不能自由贸易，而要遵守行会贸易制度。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州设立“洋货行”
，逐渐发展为“广州十三行”
。
“十三行”
的作用起初很简单，就是由每一行的行商向粤海关负责，接受进出口报单并代交货税。
说白了就是委任一些有实力的商人为朝廷办理外贸的事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政府又规定从采买到出口都由领取政府牌照的行商一条龙垄断经营，别人不得插手。
这就赋予了行商更大的权力。
行商权力进一步扩大，外商买卖货物必须由行商经手；外商只准“寓歇”
在行商开办的“商馆”
内；行商对外商有管束权；外商不得直接申述于中国官府，若有事申述，必须通过行商转达。
十三行在事实上垄断了对外贸易，并且对在华的外国人拥有管辖权。
外国人，甚至连英国使节都必须通过十三行才能与中国官府交涉。
让外商更不满的是，清政府还赋予行商对外商征税的权力。
外国商人在华不仅要缴纳关税，还要向“贸易伙伴”
——十三行缴税。
经行商之手的附加税繁重，超过正规额定关税数倍乃至十余倍。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07年开销的“行用”
总额为白银十九万四千一百六十六两，其中贡价（“献”
给朝廷的贡品）五万五千两，军需四万一千六百六十六两，河工三万七千五百两，剿匪六万两。
1811年数据为贡价五万五千两，军需四万一千六百两，剿匪三万两，前山寨和澳门军费四万三千三百两，外国债务三十九万八千一百两，总额五十六万八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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