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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目下勒取了大量钱财。
山西省的烟税比田赋多三四倍；湖北烟税每年两千万元，占全年收入的一半。
上海市政府规定每一箱鸦片抽取三百至一千元不等的鸦片税，而湖南则对鸦片从种植到销售、吸食的全部环节收取罚金和烟苗税、印花税、护送税、起运税、过境税、落地税、出售税、烟灯税等。
所谓的烟灯税，指的是每个鸦片吸食的场所每杆烟灯每晚要缴纳从一两毛到一两块不等的税金。
历届上海政府勾结租界及青洪帮对鸦片运输进行保护。
比如，在一份1923年政府当局与鸦片走私销售商签订的合同当中规定，国产鸦片上海市政府每箱抽取四百元，土耳其鸦片每箱抽取一千元，印度鸦片每箱抽取一千四百元的“保护费”
。
此外，运送鸦片的船只还要以登陆费的名义向上海驻军缴纳保护费，向缉私水警缴纳保护费。
1926年，根据中华民国拒毒会会长唐绍仪的估计，中国每年至少有十亿元消耗在鸦片之上，超过了1929年上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统治湘西的军阀、“湘西王”
陈渠珍指令各县农民种植鸦片，拒绝种鸦片的农民要征收所谓的懒税、懒捐。
龙山县在县城和农村的一些城镇设立了土膏站，规定出售烟土的人要先缴印花税，吸食鸦片的人要先缴烟灯税，有劳力而不种鸦片的人要抽取懒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西王”
阎锡山大喊禁烟，成立了禁烟考核处，却秘密从绥远、内蒙古等地大量购进罂粟，批量制造烟土，并取名为“光明”
戒烟药品，还大言不惭地在报纸上宣传、鼓吹，说研发出了新的戒鸦片烟瘾的特效药，光明戒烟药品能起到退瘾的效用。
山西各县专门设立了禁烟委员会，负责坐地推销阎锡山的这种戒烟药品。
实际上，有经验的烟民一看就知道所谓的特效药本身就是十足的烟品。
他们管阎锡山的这种戒烟药品叫“官土”
，区别于鸦片私贩销售的“私土”
。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生产“镇定片”
。
所谓的镇定片以百分之三十的大烟片作为原料，配制西药压制成片。
每盒一百片，售价一银圆，因为批量生产，售价低，在山西境内大受欢迎。
不过，当时北平、天津和内蒙古地区就不承认阎锡山的“镇定片”
。
携带镇定片赴北平的人，被北平当局查获，即以携带毒品治罪。
“湖南王”
何键在贩毒方面颇有天赋，想到用飞机来贩运自制的吗啡。
1931年5月，何键成立了湖南航空部，购买了十多架飞机，最主要的是两架较大的运输机，其他都是掩人耳目用的教练机。
这两架运输机平常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何键贩运毒品和吗啡。
在鸦片重灾区四川，川西北地区青壮年几乎无人不吸鸦片，一度使得该地区军阀和官僚找不到合适的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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