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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没有勇气说什么了，当然是同伴先上了。
那时的理发馆不像现在的那么豪华，各种自动化设施一应俱全，那时的理发店只有两把椅子和一个脸盆架。
那个女师傅给同伴把白大褂围在脖子上，在一桶里舀了瓢凉水，再从窗台上那一排的电壶（就是保温瓶）中，熟练地拿了一个，揭开壶盖，将热水倒在脸盆的凉水里面，把同伴的头压进去给抹肥皂，用手洗……此时的我真不知道是啥心情，一个在农村几乎和女娃都没有说过话的同伴，哪儿来这股勇气，要到这里剃头，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给洗。
到底多少钱，我脑子已经没有能力考虑这些了，只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飘了起来。
我也看见同伴被女师傅把头压在水里的那一瞬间，他的腿颤得非常厉害，几次都把脸盆架撞得晃悠，只可惜洗头的女师傅只顾着给他头上抹肥皂，没有感觉到。
我想同伴是亲历者，他的心情比我更复杂，如果是我，我也许很顺服地让这个女洗头师傅摆布，也许不顾一切地冲出理发馆，架子车什么的一切都不顾了，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躲起来，后来会怎么样，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旁若无人时，突然听那女的说，这个同志咋这么脏？我一下清醒了，思维又回到了现实，回到了理发馆，鬼使神差地回了一句：“他是司机。”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意识。
那女的边洗边“哦”
了一下说，难怪，整天在路上跑，怪辛苦的。
剃头是那个男师傅，用的是电推子，我看见同伴听到电推子发出嗡嗡的声音时，头一直往里缩，从左边推，他头向右边倒，从右边推，头向左边倒，师傅矫正了他好几次，他脸上的汗水像拉柿子上坡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淌。
理发师傅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一样，拿条毛巾淡淡地说了一句，头不要动，把汗擦一下，又职业性做他头上的活儿。
此时，我开始担心，同伴头剃好了，我咋办？师傅用毛巾甩掉了同伴身上的头发，对着我说，给你洗。
我已经没有勇气说出硬话了，喉咙眼里挤出三个字：我不剃。
那个男师傅说，可以，你的头发不是太长，过段时间长长了再来。
我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得好像在天上的感觉。
整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按照常规理发也就十几分钟，但我好像整整过了一个冬天，一句不用理，让我又回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而洗头女师傅和理发师没有任何的感觉，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了，我们的不良反应，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只是，那个理发师送我们俩出门的时候，架子车把理发馆的门前占去了一大半，联想到我刚才说同伴是司机的话，理发师非常惊讶地说：“哦，你们原来是这个车的司机。”
这是幼年时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耐人寻味。
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穷，没有机械化耕种，科学种田还在起步阶段，我们家乡土地贫瘠，更是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低，农民普遍吃不饱肚子，但社会是公平的，不是谁一家穷，我知道最大的官，大队书记到生产队长家的孩子和我们一样扒火车卖柿子，有时家里也断顿。
穷，大家都穷，谁也没有怨言，都在拼搏，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所以，人们的心情和精神世界还是快乐的。
扒火车、拉架子车卖柿子，能解决生存问题，但也发生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曾有一次，我们邻村的一个人因扒火车让安监人员训了一顿，但最终还是让上了车，这个人为了发泄私愤，转火车挂钩开关，导致车厢脱节，结果被拘留，专门在我们公社开公审大会，让大家引以为戒。
在人们心中，只要生活还能勉强过得去，吃饱肚子，谁也不愿意再受那种让人担惊受怕的苦。
每年冬季，往西边煤矿卖柿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把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柿子和煤矿、火车的话题就渐渐从人们关注的目光中淡出了。
人总得要吃饭啊！
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得凭票供应，手里即使有点钱也买不到粮食，只能偷偷摸摸地买黑市粮，但是黑市粮价很高，量很少，只能应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旦被发现了就要受批判。
听说附近一个叫凉水沟的煤矿，不用开大队证明，也不用矿长批条子，随便去就能拉到煤，邻村已经有人把煤拉到南边换回来了粮食。
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我还专门跑了几公里路去邻村打探虚实，回答确有其事，但车太多，得赶半夜去排队，等到天黑才能买到煤，去得晚了得等两天。
我和同村一个比我年龄大两倍叫天顺的同辈，先去试探一趟。
虽是同辈，但人家比我年长得多，见识又广，村里人都知道，他在生产队里干活，经常心不在焉，转弯抹角地做一些小本生意，大家都叫他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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