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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祖坟前表现完了,对其他的坟冢就只磕头不烧纸了。
我问为什么不给其他的祖宗送吃的和钱,父亲说,都是一家人,老祖有了,他们自然也就有了。
清明上坟那天我不知磕了多少头,一条新上身的夹裤,膝盖处磕成了两块厚厚的泥片,铠甲一样地坠在腿上。
我发现,只有我磕头最认真,连同父亲在内,大家磕得都很草率,很心不在焉,他们好像随时等待着什么,窥探着什么。
给圈子内最后一个土堆磕完头,我才知道此行的目的才真正开始。
此时的父亲会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喊叫着率先奔向祖宗的供桌,他的身后紧跟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看坟的老刘和他的儿子们也绝不落后。
什么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全不在计较之列,往日那种威严冷漠的等级观念突然消失,人的天真快乐的本性孩童般地得到充分的释放。
一群人瞬息将桌子上的美食哄抢殆尽,全不顾失态于祖宗跟前,跌份于光天化日之下。
后来我才知道,祭奠后分吃供品据说能得到先祖的庇佑,祛病消灾。
难怪他们蜂拥而上争抢争吃、嘻哈打闹。
上坟不过是个借口,欢乐的野餐才是真心。
我人小,挤不进去,只从老七的手里分到半块枣儿糕,气得哇哇大哭,没人理我,大家都自顾自地吃。
太阳已过正午,众人收拾东西回家。
走到地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堆前,父亲对我说,这是你姐姐,不用磕了,给添把土吧。
大概父亲的心里有点不受用,所以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点儿哑,只有离他最近的我和老七听到了。
我和老七用铁锹往那个微不足道的土堆上堆土,老三用他的135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堆完土我才知道,那个小土堆就是三姐的坟。
三姐的坟,埋在地边上,没有进入那个大“八”
字的序列,远远地离开金家的祖宗们,很是孤单寂寞。
我觉得三姐很可怜,将半块枣儿糕摆在她的坟前头。
老二说我摆错了地方,应该摆在西南边,那样三姐才看得到。
原来三姐不像我的那些正南正北的祖宗们一样,她是头朝东北脚朝西南,斜葬在金家之外的。
我回来问母亲,母亲说,三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姑娘死后是不能埋在正穴上的,按礼儿说,她应该埋在婆家的坟地里,她既然没有婆家,就只好靠边了。
“文革”
我烧毁金家家谱时,见到我们家那本裱着黄绫子的折页里,没有三姐,当然也没有我。
最后一次续家谱时,三姐还没有出生,就更甭说我了。
老三信手照的那张照片至今我还留着,荒郊旷野,我围着花头巾和老七在往地上扬土,我们的锹下,根本没有什么“小土堆”
。
我们的父亲,一个瘦高的白胡子老头,面无表情地站在我们的身后,看着他的孩子们,死了的和活着的……
现在的东坝河是宽展的大马路,太阳宫附近是地铁站和超市,每回我坐车路过那里,都要朝外张望,以图看到昔日上坟那场热闹的画面。
可惜,旷野和三姐和祖宗们以及争抢祭食的人一块儿消逝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张照片。
除了东坝河那个羞怯的小土堆和家门口门框上钉着的“革命烈属”
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
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事情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
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
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
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了,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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